這篇反思，要從我這幾天構思一份針對大學生進行自我探索工作坊的計畫書，以及郭力昕的一篇文章說起。
＊＊＊
這幾天我在整理一份給某大學XX系的教卓計畫提議計畫書，主題是透過劇場工作坊讓大一生作自我探索，思考自己、思考自己跟這個系、思考自己的大學四年可能性。
在整理內容時，我腦中一直浮現，這幾年我到不同校園演講，在各年齡層學子口中聽見的相似話語：「我不太知道我是誰」、「我不太知道我要什麼」、「我不太敢去追求我要的」...。
是什麼樣的教育體制、什麼樣的社會風氣、什麼樣的價值觀、什麼樣的生養方式，讓我們的年青人一直延遲認識自己、探索自己、為自己下決定的時程？
如果年青人對自己的世界不那麼有感覺，想當然爾，他們也會對這個世界無感，但我們大人又回過頭來苛責他們怎麼如此冷漠？
回看自己，我也是這樣長大的，很大了才知道早就該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才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多事情很重要，以前我怎麼都不聞不聽？....如果這份覺醒可以再更早一點發生，是不是很棒呢？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在整理計畫書時，我一直在思考這些事。
然後也因此更明白了，為何前陣子我「突然」提出訓練大學生做一人一故事劇場，走出校園去做社區服務的想法，這些都是有醞釀的呀....
因為這幾年有機會跟大學生上課，看見他們真的處於充滿可能性的階段，所有的刺激都會形塑出他們銜接現實社會的重要模樣。所以如果有機會，跟他們一起去探索、一起去打破、一起去建立些什麼，將不只是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這個社會，更為了未來。
＊＊＊
今天收到友人寄來一篇郭力昕的文章，讓我想到上述對於大學生自我探索的事，也讓我想到最近在讀Augsto Boal「被壓迫者美學(Aesthetics of the oppressed)」的一些反思。
我覺得Boal做「被壓迫者劇場」，看起來雖然是在反抗壓迫，但我覺得他真正在實踐的，是讓每個人以真實的「人」的姿態活著、活出「人」的真正價值—也就是知道自己究竟是誰、自己究竟身處什麼情境、被什麼給影響或限制、自己要下什麼決定...。
相信沒有人會選擇活在受壓迫的世界中，但就算活在壓迫中，我們仍應該要有選擇的自由與權力，做出自己想要的決定—無論是去順應壓迫、或是試著反抗壓迫—而不是永遠在被他人的安排下，純然無知、毫無抵抗、也毫無自覺地，盲從活著。
當我們有所醒覺，清楚了自己的渴求、現實處境(困境)、選擇的能力與權力，我們的位置變得清楚可辨，看得見了，不再是模糊一片，那麼我們便能有意識地活在世上，真正地存在著。
我們如果能看見自己的所望所想，我們便開始有動機做決定，而「做決定」常常是帶來「改變」的第一步。
當然，不見得所有的決定都是所謂「進步的」(也要看如何定義之)，但至少是當事人有意識、自由地所做的決定，我覺得Boal的核心精神是要讓人有真正的「自由」，即：「知道自己」的自由、做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決定的自由、有「選擇」的自由。
最理想的「改變」，不只是個人身上的改變，更包含朝向更大集體結構的改變，所以所有的選擇與行動，均必須以倫理(ethics)去進一步檢視其價值與意義。
「除非我知道我是誰，否則我將只是複製品。」
在Boal的文字中，我看見他一再強調「發現自己」的重要，這不是自溺型的個人生命探索，而是建立從自己到他人、到社會、到世界的拓展基礎。如果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又如何知道自己被什麼形塑？被哪些複雜的權力與壓迫關係操弄著？如果什麼都不清楚，我們又怎麼可能有改變的動機？更不用說去行動了。
「受壓迫者美學是一個關於幫助受壓迫者的計畫，
透過發現他們的藝術來發現藝術，並在藝術中發現他們自己；
透過發現他們的世界來發現這個世界，並在藝術中，發現他們自己，
而不只是接收來自媒體、電視、廣播、外國音樂等的資訊，
去創造出自身世界中，他們自己的藝術象徵。」
所以，一切的本源，都必須從「發現自己」開始，才有相對能力去「發現這個世界」，這是一個必要的舖陳及積累。
＊＊＊
然後今天，收到一位朋友傳來這篇郭力昕的文章，讓我想到了上述的種種反思，同時我腦中也浮現一位用心跟大學生相處、持續刺激他們覺察自己的大學教師朋友。
有她這樣的老師，同學們真的很幸運，我希望當年我也有這樣的老師。
然後我也將繼續用我的劇場實踐，去累積自我探索與世界連結的更高敏銳度；並以同樣的誠懇，與所有相遇的參與者，一起深切探尋著我們自身，以及這個複雜的世界。
＊＊＊
有失公平的世代汙名
人籟論辨月刊 2012/02/07
文／郭力昕
整理／蕭如君
攝影/柯曉東
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承受著社會的刻板印象，諸如「眼高手低」、「草莓族」等，我認為他們的確是在受驕寵的環境下長大，不過這不能完全怪他們，這樣的環境並非他們自己所選，真正需要檢討的是把孩子培養成生活低能的家長和社會。
當社會在批評年輕人弱不禁風的時候，是用上個世代的生存條件來度量現代，這根本有失公平。上個世代所經歷的苦並非是自己的選擇，經濟條件較優渥的現代也不是年輕人打造出來的，他們只能被動接受大環境的結果，甚至被養成了「草莓」。發動這聲批評浪潮的人應先批評自己，怎麼能將孩子放進自己創造的環境，再去責備他們的生存能力不夠堅強。
我並不是要一味地幫年輕人找藉口，他們終究要為自己負責，可是社會必須給他們選擇的機會。孩子該學著做自己的時候，社會和家庭沒有給他們足夠的空間發展自我，在珍貴的青少年時期他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念書，其他的能力因此停滯不前，等到有需要時再說。直到進入了大學，他們才第一次比較深刻地思索自己是什麼，在那之前他們從來就沒有被尊重地視為一個人，以致於大學生還是像小娃娃，很多人的心理狀態其實都很幼稚，可是他們又可以看起來很世故。
以具體行動去除偏見
另一方面，年輕人當然不能只埋怨上一代，但也不代表他們的所作所為可以被縱容，如果年輕人不滿社會給予的偏見，就必須試著剖析自己現在的樣貌，拿出決心來闖出不一樣的可能。事實上，我已經看到許多排斥草莓族標籤的年輕人，正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對抗社會，這方面應該要給予他們鼓勵和肯定。
不過，我想強調這應該是一場公平的遊戲，當成年人在責備年輕人之前，也要看看自己改變了什麼。我反而看不出來現在的成年人有任何反省的意願，這是很糟糕的現象，因為年輕人會不斷從上一代身上「複製」所看到的權力操弄、雙重標準，自己做一套，將來要求下一代又是用另一套。
給社會還是給自己交代？
以前的時代工作價值較為單一，不外乎就是要找到穩定、待遇好、薪水高的工作，就算沒想要賺大錢，也不敢擺脫這樣的普世價值。現代年輕人在生活上的多樣性大過以往，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在乎一定要走上正規的求職路，也沒有一定要在工作中體現和他們的所學。
然而，大多數大學生在畢業之後，的確承受著相當大的就業壓力，似乎三個月或半年內沒找到工作，就是一件很見不得人的事，甚至會萌生罪惡感。我非常不認同這樣的價值觀，年輕人沒有必要把這壓力往身上攬，即使你隨意亂抓到一個全職的工作，無所謂喜不喜歡，卻好像只是在給家人、朋友、社會一個交代，而不是在向自己交代。
如此的「集體盲目」可以說是來自於父母、學校教育，以及社會結構，嚴格來講這是一種「共犯結構」，他們犯的錯正是基於無知以及窮緊張，導致台灣社會流動著一股「比快」的壓力。這是一個極大的謬誤，孩子從小就被父母神經質地推著與他人競爭，求學路上給孩子製造了許多莫名的痛苦。......
郭力昕簡介：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College）媒介與傳播系博士，政大廣電系副教授。曾任《人間》雜誌圖片主編、《中時晚報》專欄作者，現任「台北電影節」諮詢委員。著有《書寫攝影》等書。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