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宏志 胡晴舫的《旅人》，講的是關於旅行以及旅行的人，但更要緊的，是關於旅行者流離的眼睛所看見的別人與自己。 旅行者離開家鄉的時候，正確的說，是他（她）第一次離家的時候，他（她）其實是一無所有的。他（她）所有的，只是「對世界的想像」，而這些想像，或者來自書本（也就是所謂的「知識」），或者來自於轉述（但奇怪的，這時候我們就改叫它作「傳言」了）。 一旦出門遠行，他（她）的「想像」就要和「真實」面對面，產生一種交鋒、對質，更產生一種演化觀點，從而成為一種知與無知的「辯證關係」來。那個過程，也許我可以稱它是「當世界觀與真實世界相遇」…… 因為你對前方的世界一無所知，你所熟知的，其實是自己原有的世界，所以當你背起行囊勇敢向前之際，你其實是個「帶著家鄉去旅行」的人。 我本來以為我是個輕便的旅人，只帶著一點換洗衣褲（我還帶了路上可以丟棄的舊襪子）、刮鬍刀和牙刷，以及一本旅行地的導遊書；但事實上，我帶著出門的遠比我知道的為多，我帶了一整箱「偏見」和「舊習」，以及一雙被自己來歷禁錮的眼睛…… 「嘿，這裡的茄子竟然是圓的。」 「在日本，菜是冷的，飯是溫的，魚是生的。」 「德國的女人胸脯大到她們拍麵包屑時，是拍胸部而不是拍腿上。」 「在美國中西部，你可以開一天的車子看不見另一輛車子，景色也完全沒變，一片接一片的玉米田。」 「物不自異」，這些奇風異俗，其奇其異，都是通過觀看者的「自身對照」得來的，可見我們雖然來到「異鄉」，但我們背負著一整個家鄉的「監獄」，我們根本沒有離開家呀。 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旅行？為什麼又給予旅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麼高的學習評價？ 可能是因為到了「回家」的時候，旅行者又「變」了，他（她）變得和原來不太一樣，有時候甚至連自己都未察覺。回來的旅行者，眼睛變得不太一樣，他（她）竟然不太適應他（她）原來已經居住多年的家鄉，他看到很多不順眼的事，忍不住把一些他鄉的事搬出來說…… 「穿越中越邊境，你就發現越南人是愛乾淨的，中國人是不講衛生的。」 「你看看德國人，半夜無人時，他也要停下來等紅燈。」 「那是一個真正法治社會的表現。」 「在法國，每位工人也都能講一兩本他喜愛的書。而在義大利，賣肉的屠夫還能和你背誦但丁呢。」 …… 你旅行，你變了，你「帶著異鄉回故里」了，你已經不是那個原來的你了。 奇怪的是，出國時你無法擺脫你的家鄉，回來時你卻無法融入你的故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胡晴舫在書中說：「旅人帶著他的偏見趕路，有些舊偏見被印證，成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見。經由旅人的闖入，則影響了沒有離家的人們看待世界的態度——或，另一面的偏見。」 我仍然可以說，這些偏見的否定和再肯定，是一種「進步」。回來的你「否定」原來的你，但回來的你「包含」原來的你，如同果實是開花的否定形式，但果實是包含開花的過程的，你不能繞過它。 到了這裡，我們也才探觸到一點點旅行的真相，而且我們還只用了兩個數學變量，家鄉和他鄉；如果家鄉和他鄉都變成「複數」，那又如何呢？例如胡晴舫書中開宗明義說的「我總是在路上」，一個場景換過一個場景，一個思考基礎換過另一個思考基礎，如果「時差」是此地到彼地的「生理時間」調適現象，總在飛行的人又要以哪一個地點成為他（她）「時差」的基準點呢？ 或者，我另一個朋友的故事，她生在香港，先到台灣讀大學，又到美國讀研究所，回到香港工作，然後又嫁到丹麥去，一生充滿移動和困惑，她究竟要如何看待自己？在台灣讀書，她是個講話有口音的香港人；回香港工作，她看香港不順眼，朋友覺得她已經變成台灣人了；嫁到丹麥，她開始懷念在香港成長的一切。這就是旅行無止境的辯證，「地基」不斷移動的人，多了許多看世界的機會，但也失去站在某個「立場」的權利。 觀看者如此，被觀看者又如何呢？早期讀西方旅行文學，對我而言是痛苦的。因為，通過別人的眼睛看自己，有時候是難堪的。他們所描述的那些落後怪奇，不適人居的蠻荒之地，有時候正是我們的家鄉。我們被迫看到另一面鏡子裡衣著襤褸的自己，不免也有點難堪，但對居高臨下、趾高氣昂的闖入者、偷窺者，也有一些不滿意和不諒解。有時候也不免學阿Ｑ的口吻說：「我們家從前，比你們闊多了。」 你看看我，本來要談胡晴舫的書，卻拉雜談到爪哇國去了。但這正是胡晴舫《旅人》的撩撥力量，她永無止境移動觀點的旅人之書，刺激你的思考停不下來。它本身是一本反省旅行意義及旅行途中所見的書，你不可能坐在那裡，呆呆讀著這本書，你的思緒早已動身，前往你不曾造訪之地。你，和她一樣，也想要苦苦追問，一切關於「行動」的意義。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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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違十載，《旅人》精裝本典藏問世，彌足珍藏
http://www.eslite.com/html/event/091210_traveler/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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