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即彼方

◎張恒豪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11/28/changhenghao/

這陣子同志成家權利的議題，引發許多論戰。有趣的是，同志成家議題也在障礙者倡議社群中，大量討論，有人為了怕被貼上「護家盟」的標籤，而不敢參加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遊行，有人為了參加「護家盟」的遊行，而無法參與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的遊行。同志成家權與障礙者文化資訊權，這兩者在反歧視與維護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上的相似處，反而被忽略了。

反對同志成家的論述常圍繞著：「我們不歧視同志，同情同志的處境，但是，家庭倫理不容挑戰」。問題是什麼是歧視？歧視（Discrimination），在教育部的國語辭典網站被定義為「輕視，以不公平的態度相待」。不公平的差別待遇是多層面的，而制度性歧視（institutionalized discrimination）則是常被忽略的議題。所謂制度性歧視指的是「社會上已經存在的習慣性做事方法（包括那些尚未被挑戰的規則、政策和日常慣習），它妨礙了、限制了少數族群的成就，並且造成他們處於次等且不利的位置。」(Ferrante 2008：258)。

換言之，歧視不僅僅是態度上的，也是實質上造成少數團體不公平的差別待遇。同志被剝奪成家的權利，就是一種針對身分差異的差別對待，這就是制度性歧視。

◎身體損傷不會形成障礙，障礙是社會文化造成的

已故的台灣障礙者權利運動先驅劉俠，在她的回憶錄中就曾提及，1971年，他坐著輪椅要參觀建國60年經濟發展成果特展時，被警衛拒絕入內。負責人說「對不起，因為正好有重要人物參觀，你們這樣進去不好看」，這樣的被歧視經驗促使她投入障礙者權利運動（劉俠2004）。障礙者面臨的不只是這種態度上的歧視，更多時候是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制度性歧視。台灣的社會文化已經習慣了障礙者因為身體損傷而「不參與」，卻忽略那是因為社會性的障礙，導致障礙者無法參與的制度性歧視。

障礙者經常面臨歧視的修辭，例如：「我們不歧視XXX，只是一般人的@#$%更重要」，「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機車跑進公園、校園怎麼辦？」；「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其他學生的受教權更重要？」；「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其他人的觀感怎麼辦？」

如同性/別研究區分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參考廖珮如的［性別101的四堂課］），障礙研究也區分了身體損傷（impairment）和社會障礙（disability）。前者指的是生理上，身體功能的缺損，後者泛指各種社會結構、制度、文化上對個人社會參與上所造成的阻礙。換言之，損傷或是身體功能的差異，不一定會形成障礙，障礙是受各種社會文化因素所影響的。舉例來說，對輪椅使用者而言，有輪椅坡道的公共建築就不對她／他產生障礙，雖然身體損傷依然存在（張恒豪2009）。

【美國Santa Barbara機場的無障礙無性別廁所】

同志運動的成果讓同志身分成功的去醫療化，同樣地，障礙者權利運動也要求去醫療化障礙者。障礙者不是病人，身心障礙基本上是無法治療的狀態，因此社會應該以多元文化的觀點來看待障礙者，而不是將障礙者視為需要被治療、回復健常身體的人（able-bodied）。在這樣的框架下，障礙者的反歧視公民行動要求，任何人不應該因為生理障礙而被剝奪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因此，公共場所障礙者不得而入，是一種歧視，無法取得一般人可以獲得的文化傳播資訊也是一種歧視，無法受到一般國民應有的教育，也是一種歧視。任何一個現代國家，不應該以障礙者身心差異為理由，剝奪障礙者和一般公民同等的權利。

◎黑人為坐公車前座而抗爭，我們卻是為能上公車而抗爭

美國的障礙者反歧視公民運動，主要受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影響。在論述上，他們把障礙者的社會隔離和黑白隔離做類比。以倡議標語為例：「黑人為了要坐公車的前座而抗爭，我們卻為了要能坐上公車而抗爭」（Scotch, 2001），就很清楚的把障礙者的隔離和種族隔離做類比。

1973的復健法案，在法律地位上將視障礙者視為少數族群，其中的第504條的反歧視條款，規定接受聯邦政府經費的所有機關，不得歧視障礙者，而建築物的環境障礙被視為是對障礙者的歧視。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後，認為復健法的第504條要求「所有接受聯邦政府補助的機關、場所，都要有無障礙環境」，將會造成龐大的財政負擔，因此打算修改該法案，而這卻促成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障礙者團體結盟與抗爭。障礙者倡議團體先在華盛頓 D.C 佔領美國健康、教育與福利主席的辦公室 28小時，更在舊金山佔領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大樓25天。在抗爭的封鎖線內，有些依賴藥物的障礙者，冒著生命危險而進入被封鎖的大樓內，當時美國黑人人權運動的「黑豹黨」對此運動加以聲援，並實際運送物資支援。

【針對504法案，障礙者在舊金山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室前抗爭】

資料來源：www.wherevertheresafight.com/node/483

 這次的抗爭也促成了跨障別障礙文化的興起。在封鎖線內的一次跨障別聚會分享中，某位障礙者談到：「我一直以為我知道我想要什麼。我希望變成美麗，不要有殘障。但是，現在，我是美麗的，我們都感覺自己是美麗的、有力量的，不論我們是智能障礙者、視障者還是聾人。大家走出來，都感覺我們都是美麗的、有力量的、強大的，我們是重要的」（Shapiro, 1994）。此段話，一方面說出了某種無奈，也就是過去的社會希望把障礙者治癒好成為「正常人」的無奈，但同時也是開始重新肯定自己的障礙身分，邁向創造障礙文化的可能。

在1970年代之後，障礙者文化、以障礙者為傲（Disability pride）、障礙藝術（Disability Art）逐漸在世界各地、不同領域中展開。自立生活運動的倡議者Steven Brown更創立障礙文化中心，認為障礙文化是：「障礙者已經形成群體的認同。我們共享受壓迫的歷史以及抵抗的歷史。從我們與障礙共存的生命經驗中，我們產生藝術、音樂、文學，以及其他表現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的展現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以身為障礙者為榮。我們驕傲的宣稱，障礙是我們認同的一部份。我們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是障礙者」（Brown, 2003）。

【針對504法案，障礙者在舊金山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室前抗爭】

資料來源：www.sunrisegroup.org/disability-rights-history-supporting-504/

在障礙文化的框架之下，聾人文化的倡議者指出，聾不是一種障礙，是一種文化，聾人是被壓迫的使用手語的少數族群。1988年美國著名的聾人學校（Gallaudet University）出現聾人治聾校的抗爭，後來學生迫使學校董事會選出聾人校長。美國手語在美國的許多州已經是被正式承認的第二外國語。聾人文化可以說是從多元文化觀點理解障礙文化最成功的例子。障礙者的集結與聯合，也進一步推動了1990年美國障礙國民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號稱全世界最先進的障礙者權利保障法案[1]。

◎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

台灣障礙者面臨的歧視是多面向的，過去對障礙者權利的倡議多放在健康、照顧等生存權，文化資訊權經常容易被忽略。聯合國於2006年12月13日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在第30條就明訂：國家應該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讓身心障礙者有權利跟其他人一樣，在平等基礎上參與文化生活。締約各國確認，所有身心障礙者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文化生活，並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一）可以獲得以無障礙形式所提供的文化材料；（二）可以獲得以無障礙形式所提供的電視節目、電影、戲劇和其他文化活動；（三）可以進出文化表演或文化服務場所，例如劇院、博物館、電影院、圖書館、旅遊服務處所，並盡可能地可以進出在本國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紀念碑和場所。

【障礙者文化資訊權的聽障者歧視處境漫畫】

資料來源：陳志榮

        文化資訊權看似微不足道，影響的層面卻是廣泛的。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文化資訊權是非常根本的權利，但卻容易被忽略。例如行動不便者無法進入文化藝術展演場所，或是進入電影院只能被迫選擇第一排「仰天折頸」，或最後一排，從其他觀眾頭頂細縫間看電影。更全面困境的是聽障者，聾人視障者無法獲得和一般人一樣的資訊，結果可能是受到不完全的教育，以致於無法和一般人一樣在職場上競爭。而視障者在特教學校常受到霸凌或性侵，但難以請求適切的協助，他們的就業，除了按摩外，不容易進入其他就業市場。智能障礙者或者老人，常無法理解過多複雜且充滿專有名詞的健康照顧與服務資訊，使得服務沒有人使用，甚至產生醫療糾紛。

為什麼文化資訊權是必要的？障礙者在台灣的社會文化理解中，一直是社會的依賴者，福利提供的對象。然而，障礙研究的先驅Oliver（2009）就指出，障礙者之所以變成福利體制的依賴者，根本是國家體制製造出來的。當社會構成的障礙讓障礙者無法和其他人一般參與社會時，障礙者就只能成為福利依賴者。換言之，障礙者變成福利依賴者，是障礙者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後果。

◎對障礙者的優惠政策是逆向歧視嗎？

        在反歧視的倡議中，最容易被質疑的是逆向歧視指控（reverse discrimination）。所謂逆向歧視是指，針對弱勢族群的積極性差別待遇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它違反基本的平等原則。逆向歧視的討論以美國針對黑人在就業、就學上的優惠為主，特別是亞裔族群在美國申請大學上的劣勢，也引起廣泛的爭議。以台灣的視障者按摩業特殊保障為例，大法官認為該條例違反一般人選擇職業的自由，也無法促進視障者的實質平等，因而廢除該保障條例。法律學者孫迺翊就認為，這個判例沒有顧及障礙者的社會處境，有違反障礙者人權的疑慮。

前者為美國地鐵的「博愛座」，寫的是根據法律，前面座位必須讓位給老年人或是障礙者。後者為日本高鐵的優先席，讓座原因是障礙者或老年人的不同生理差異，因此不會有逆向歧視的指控。這和台灣「博愛座」的思考邏輯很不同。

社會運動的倡議者多認為，積極性差別待遇是為了保障弱勢者的權利，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也有論者指出，積極性差別待遇並沒真的保障到弱勢，例如，真正處於貧窮的黑人，很難透過積極性差別待遇提升地位，而過渡的積極性差別待遇則可能會有複製歧視的效果。然而，逆向歧視爭議是否成立的前提是，積極性差別待遇是否違反一般人的權利。以同志成家為例，同志成家並不會導致異性戀無法成家，所以不足以構成逆向歧視的條件。同理，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並不會使一般人喪失該有的文化資訊權，也沒有逆向歧視的問題。

◎障礙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狀態：從同志成家權到障礙者權利

同志平權與障礙者平權議題，有相同，也有不同。同志成家面臨更多的是倫理、意識型態的歧視與排斥。障礙者平權運動雖然比較容易得到道德上的支持，卻更容易碰到實際資源分配不足的問題。再者，家庭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組織，因此同志不希望因為同志身份而被排除成家的權利，但家庭對障礙者來說是複雜而多面的。

【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為障礙者】

資料來源：www.nlpi.edu.tw/public/publish/bookboom/086/86-24-03.jpg

對許多障礙者來說，特別是心智障礙者與精神障礙者，家屬的代言是倡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在強調家庭責任的台灣福利體制之下，缺乏以個人權利保障的障礙者支持體系，障礙者的生活一直是家庭的責任。實務上，我們看到家庭的過度保護，有可能成為阻礙障礙者自立的枷鎖，例如以保護之名與照顧方便之名，無視於障礙者的意願而將其絕育，甚至有障礙者家長因不堪長期照顧的壓力，而虐待障礙者或是選擇一起自殺的情況；也有家長領了障礙者津貼，卻沒有盡到照顧責任。當我們支持同志成家權利時，我們同時該想想，我們是不是賦予家庭太多責任與義務而忽略國家的責任。由此來看，目前多元成家的推動，似乎應該對台灣現行體制下家庭的權利與義務，有更多與細緻的討論。

障礙研究先驅Zola（1989）提出普同化原則，並指出，「障礙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狀態，只是發生的時間點不同而已。」特別是當我們面臨高齡社會的來臨，聽力、視力、行動功能、智能的損傷將不再是少數人面臨的問題，而是每個人及家人都可能面臨的狀態。一些人常以多數利益之名，而認為犧牲少數是必要之惡，卻沒看到每個人都會成為少數。因此，當我們在討論歧視時，不應該只是口頭上的接受與不排斥，而是深入的檢討制度性歧視的社會排除效果，才是真正的反歧視。如果你支持同志成家，你應該也要支持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如果你支持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你也應該支持同志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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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杏林子，2004，《俠風長流－－劉俠回憶錄》。台北：九歌。

張恒豪、蘇峰山，2012，〈第一章：西方社會障礙歷史與文化〉。收錄於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編《障礙研究：理論與政策應用》。頁11-41。台北：巨流。

Brown, S. E., (2003). We are who we are…So who are we? Pp. 77-86 in Movie Stars and Sensuous Scars: Essays on the Journey from Disability Shame to Disability Pride, edited by S. E. Brown. New York: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Press.

Joan Ferrante. (2008). Soci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seventh edition. California: Thompson Wadsworth.

Oliver, Michael. 2009.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2nd Edi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cotch, R. K. (2001).From Good Will to Civil Rights: Transforming Federal Disability Polic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J. P. (1994). No Pit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Forging a New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Times Book.

Zola, I. K.(1989). Toward the Necessary Universalizing of a Disability Policy. The Milbank Quarterly, 67(2), 40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