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子壹
2012年12月17日
貴版刊出何明修〈學生權力的誕生〉一文,引起教授們討論,何明修說:「學生變得更成熟與自信,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在利用政治,而不是被政治所利用。」趙剛則為文質疑何明修是否能越俎代庖指認「學生權力」。
4年前我在貴版投書〈我不藍不綠 但我是對的〉,正好和陶儀芬〈珍惜學運民主資產〉一文對襯,成為她所說「對上一代來說有點意外的青年理想主義運動」的明證。現在重看當時的那篇文章,是太過不成熟,也太過天真了!
但因學生在學校從未被教育過,該如何現實、合理而成熟地採取政治行動,野草莓運動也許是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第一次強硬地與政府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正面對決。
培養獨立表述能力
4年前我在行政院前靜坐時,家裡人打了好幾通電話來,語氣強硬地要我回家,身為台灣本省家庭長女的我,第一次敢對長輩說:「我不要。我為什麼要回家?我雖然是家裡的小孩,但我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這是我的公民權,你不能叫我回家。」從這一刻起,我脫下了「孩子」的不成熟外衣,也從這一刻起,我似乎也脫下了「學生」的不成熟外衣,開始懂得承擔公民責任。如果沒有野草莓運動,我對教育的看法是工業式的,學校生產出學生,在學生的身上蓋上合格標章,標示生產過程,然後拋到勞動市場上販賣。
野草莓運動後,我開始理解到自己正在參與社會,我能夠且必須參與社會,因為我真的看到,自己的行動與台灣整體社會政治脈動扣連在一起。野草莓學運是一場「啟蒙」,它轉變了我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扭轉我對社會的認識,也讓我看到改變社會的可能途徑。它教我擺脫某些不成熟的狀態,並在之後的社會運動關注與參與中,慢慢培養出獨立思考與表述的能力。在此之前,學生缺乏論述語言,缺乏經驗,缺乏發表空間,又怎麼會有「權力」?一個不被視為成熟「大人」的「小孩」是不配握有權力的。而這才是這股新生的力量令衛道人士畏懼的原因。
與其說是「學生權力的誕生」,不如說,學生運動是一場「啟蒙」,它逼迫參與者脫下不成熟的外衣,開始認識到,公民權利不只是被賦予的,更是可以積極掌握的,而權利的反面是義務,只有在年輕人開始用稚嫩的肩膀去扛起屬於自己的世代時,真正的公民權力才會到來。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現為中學代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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