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即彼方

人權行動者到《紐約時報》、「人權觀察」門口抗議，要求他們停止當美國政府的武器。（圖片來源：Alberto Lovera Bolivarian Circle of NY）

6月26日，數十名人權行動者在紐約發起一場小規模抗議，從《紐約時報》辦公室前，遊行到位於帝國大廈的「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總部門口表達抗議。他們認為以上這兩個機構，長期以來自甘於擔任美國政府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的工具，特別是近年來扮演攻擊抹黑委內瑞拉政府的角色。人權份子平常三不五時就抗議，沒什麼稀奇。然而這次他們抗議的對象竟然是人權團體，這是怎麼回事？

「人權觀察」為美國知名的人權團體，成立於1978年，總部位於紐約，在全球共有十餘個辦事處，近400位員工，2011年度總預算高達5千萬美元。今年5月，人權觀察公布了一份名為《懲罰抗議》（Punished for Protesting）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委內瑞拉的反政府抗議者正面臨政府「系統性的侵權行為」。人權觀察並認為委內瑞拉的安全部隊涉嫌對抗議人士刑求，同時在許多案件中，司法體系忽略並容許這些現象存在。

然而，人權觀察發表的意見，也遭到不少社運人士質疑。26日當天在人權觀察門口，由幾位知名人權活動家組成的代表團，嘗試遞送他們的抗議信給人權觀察，但人權觀察拒絕派員接受。代表團成員包括前美國司法部長，曾獲得1992年甘地和平獎與2008年聯合國人權獎的資深人權工作者拉姆齊‧克拉克（Ramsey Clark）；人權律師塔里夫‧沃倫（Michael Tarif Warren）；釋放穆米亞‧阿布‧賈邁爾聯盟（Free Mumia Abu-Jamal Coalition）[1]代表蘇珊‧羅斯（Suzanne Ross）；人權作家莎拉‧弗隆德斯（Sara Flounders）；以及阿爾貝托洛韋拉玻利瓦爾圈（Alberto Lovera Bolivarian Circle）[2][3]共同發起人威廉‧卡麥卡羅（William Camacaro）。

這封人權觀察拒收的公開信[4]指出，人權觀察對委內瑞拉政府的譴責，主要來自於政治敵對陣營未經證實的說法，以及斷章取義的例子，充滿嚴重誇大的數據和不合邏輯的論述。同時，人權觀察忽視或正當化委內瑞拉反對派各種有計畫的暴力行為，將因為抗議造成的衝突與死傷，完全歸咎於政府。信中認為，人權觀察無視委內瑞拉政府在教育、營養、保健、政治參與、就業等在人權與民主方面的重大成就。更指責2004年推翻民選總統的海地政變，以及2009年洪都拉斯政變等事件發生時，美國政府程度不一地涉入這些事件，但人權觀察卻不譴責這些侵害人權的重大事件。

抗議者在人權觀察辦公室門口，架起一隻巨大的邪惡充氣老鼠以諷刺人權觀察。紐約的工會通常使用「巨鼠」來指稱內部的抓耙子跟破壞工會團結的行為。（圖片來源：Alberto Lovera Bolivarian Circle of NY）

而在2008年人權觀察公布委內瑞拉的一份人權報告《查維茲執政的十年》（A Decade Under Chávez）時，就有上百名學者專家連署抗議報告內容充滿扭曲與醜化，其中包括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語言學者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旋轉門爭議 人權觀察遭批立場親美

人權觀察的公正與獨立已經不止一次遭到質疑。今年5月，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5]以及梅里德‧科里根‧麥奎爾（Mairead Corrigan Maguire）[6]兩位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寄出了一封標題為「關閉給美國政府的旋轉門」[7]的抗議信給人權觀察。這封信一共獲得131名學者專家連署背書。

信中指出，人權觀察的前華盛頓宣傳總監湯姆‧馬林諾夫斯基（Tom Malinowski）曾經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的特別助理，現在擔任助理國務卿。而人權觀察董事會副主席蘇珊‧曼尼洛（Susan Manilow）在其自傳中描述自己為柯林頓的好朋友，並高度參與民主黨事務。目前人權觀察的美洲顧問委員會成員中包括前美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邁爾斯‧弗雷謝特（Myles Frechette）。2003年至2011年之間，米蓋爾‧迪亞茲（Miguel Díaz）也是該委員會的成員。然而上個世紀90年代，他曾在惡名昭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擔任分析師。如今迪亞茲任職於國務院，擔任情報界與非政府專家之間的溝通橋樑。信中表示，這呈現了人權觀察組織和美國政府之間有著複雜且親密的關係。

同時，信中表示，人權觀察對於各國的人權標準，經常和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利益保持一致。例如批評委內瑞拉的人權狀況時，卻對美國政府以反恐之名規劃的大規模暗殺行動，以及在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8]的非法拘禁等行為視若無睹。2013年2月，人權觀察曾經譴責敘利亞政府在內戰中非法使用飛彈，但同年8月，美國明確違反國際法，以導彈攻擊敘利亞時，人權觀察卻對此保持沈默。

信中強調，在大型、忙碌的組織中，也許會疏忽或出錯。但這類標準不一致的狀況一再發生，加上人權觀察成員與美國政府間的密切關係，已經損害到人權觀察的獨立性跟公信力。信中呼籲，人權觀察應該要制訂旋轉門條款，以防止成員在組織內部執行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人權觀察的回應以及再回應

人權觀察執行董事肯尼思‧羅斯撰文回應外界的質疑與批評。（圖片來源：the guardian）

針對這些質疑，6月3日，人權觀察網站上刊出了執行董事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的公開信回應。他條列了人權觀察近年來針對美國所撰寫的十餘項人權報告，內容包括譴責中情局、批評反恐戰爭、關注囚犯人權等等，表示人權觀察同樣關注美國政府侵害人權的行徑，並未特別偏袒美國。羅斯坦承，在34個董事會成員，以及200多個諮詢委員當中，確實有部分人士曾經任職於美國政府。但他強調，人權觀察謹慎確保成員過去的工作關係不影響人權觀察工作內容，以維護組織的公正性。

對於人權觀察的回應，埃斯基維爾跟麥奎爾兩位戰力十足的人權鬥士又繼續撰寫公開信反擊，這次信末共同署名的人還加上了前聯合國助理秘書長漢斯·馮·斯蓬內克（Hans von Sponeck）；以及從2008年至今，擔任聯合國對巴勒斯坦受佔領地區人權的特別報告員理查德·福爾克（Richard Falk）。

他們認為，美國中情局是近半世紀以來最惡劣的人權侵害機構之一，但人權觀察卻讓前中情局分析師擔任諮詢委員，這樣的關係確實影響了人權觀察的獨立性。而美國政府身為超級軍事大國，經常違反國際法從事軍事活動，威脅世界和平，卻不會被譴責侵害人權。例如2003年強行入侵伊拉克，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的慘況。他們指出，人權觀察毫不掩飾對美國的親近，實際上是非常政治性的決定。

人權主張背後的政治考量

諾姆‧喬姆斯基向來不遺餘力地批評美國政府對人權的雙重標準，他更認為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美國，自己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國家。（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人權團體遭到人權工作者抗議，這是非常戲劇性的衝突，也讓我們能透過這起事件，一窺人權大旗下各種細緻且重要的差異。平心而論，人權觀察的旋轉門現象確實引人懷疑。或許我們難以確認其立場受到美國政府多少的影響，但我們得認知到「人權」崇高二字背後，充斥許多國際政治的現實考量。

在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12年度人權報告》導言中這麼寫著：「從伊朗到委內瑞拉，對公民社會的鎮壓方式包括：新法律阻礙或阻止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更嚴格地限制社團組織接受外國資金；殺害、騷擾和逮捕政治、人權和勞工活動人士。」[9]類似這樣的指控，不僅其真實性有爭議，背後的動機也並不單純。以委內瑞拉來說，自從1998年由前總統查維茲執政後，查維茲公然挑戰美國的霸權，並興起拉丁美洲社會主義的風潮，這些都抵觸了美國的利益，並讓美國政府感到芒刺在背。前BBC記者，現為獨立調查記者格雷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受訪時直言，美國政府跟石油巨頭們痛恨查維茲的主要原因，在於委內瑞拉蘊藏大量石油，但查維茲不願意便宜出售。同時他也試著從跨國公司手中奪回更多利潤，用於委內瑞拉國內建設。而諸如《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往往只是反應了美國政府的立場與偏見。

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的法哲學教授科斯塔斯‧杜茲納（Costas Douzinas），在其著作《人權與帝國》（Human Rights and Empire）中指出：「美國頒佈關於全世界侵犯人權行為的詳盡國家報告並利用它們作為貿易、援助和外交談判討價還價的籌碼。它們的準確性是有爭議的。」杜茲納認為，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權成為一個戰場，不論左派、右派、北方國家、南方國家，儘管他們對人權的內涵主張有所不同，但都開始使用人權做為論戰的工具。「人權變成一只足球，用於意識型態的點計分，一種對超級大國地緣政治優考慮事項的修辭補充和支持。」他描述。杜茲納更進一步指出：「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批評那些它們根據人權在意識型態上不贊同的國家，而同時卻保護大國及其附屬國不受到對於他們自己侵權行為的抨擊。」

2003年3月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直到2011年12月撤軍為止，並沒有找到做為出兵藉口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根據一份研究顯示，伊拉克戰爭總共造成約50萬人死亡。（圖片來源：wordswithmeaning.org）

2009年10月29日，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倫敦政經學院一場名為「新千禧年的人權」講座中引用政治學者的研究指出，美國只有在符合戰略和經濟利益時才會試著推廣促進民主，這造成了國家領導人看似精神分裂的現象，批評者則認為這就是雙重標準。

杜茲納表示，這樣的現象發展到近年來則成為：「藐視大國對於它們（人權）的解釋，不再意味著國際論壇上的外交譴責和為了媒體利益的戲劇性抨擊，而是意味著轟炸、入侵和佔領。」他認為這是尷尬且矛盾的現實，特別是當大國以人權和民主之名發動「軍事人道主義」戰爭時。「伊拉克業已顯示，人權可能是至高無上的，而人卻不是。」杜茲納說。

「人權識讀」的必要性

這不僅僅是後殖民論述中對「人權普世性」、「現代性」以及「西方政治制度」的質疑。而是人權論述在國際關係、外交領域中有著赤裸裸的政治利益算計。近年來許多媒體改革學者提倡「媒體識讀」，希望公民可以試著認識傳播媒體各自的政治立場、意識型態及利益盤算，進一步區辨媒體訊息的真偽程度。如此看來，也許「人權識讀」也應該要開始受到我們的重視。

美國政府、以及美國媒體對於委內瑞拉政府的各種批評，或許有部分的真實性，畢竟世界上沒有不犯錯的政府，更沒有完美的政治人物。但現實的基礎是，美國長期或明或暗地干預拉丁美洲政治的歷史背景[10]；同時美委兩國在利益和政治意識型態上相互對立。在這樣的狀況下，恐怕不能將美國政府的說法照單全收。而即便是人權團體，也不是在絕對的道德高位中，不受任何影響地接受資訊、分析並做出判斷。唯有透過這樣的「人權識讀」認識框架，我們才比較有辦法更「適當地」理解這些批評，以及進一步去發掘受扭曲的事實，但這往往也是最困難的部分。

人權公約裡的分歧與鬥爭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立基於各國對戰爭的反省，在聯合國的運作下，才開始發展出我們目前普遍認知到的國際人權架構。以1948年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為濫觴，幾十年下來，在聯合國架構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人權公約。其中包括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兩份知名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不同於宣示性質的《世界人權宣言》，後續衍生的兩公約具備強制性，要求締約國修改國內法以符合公約內容，並定期繳交執行報告給監督委員會。

有意思的是，當時在聯合國討論時，「資本主義陣營」聚焦個人政治自由，而「共產與社會主義陣營」則關注平等權利。兩方對人權的看法不同，所以一直無法討論出有共識的人權公約，最後才拆成成兩個公約分別通過。也就是說，這兩份公約代表的不是對等、平行的兩份「普世人權」公約。而是不同政治意識型態、歧異的人權理念，以及國際政治鬥爭下的產物。

杜茲納表示，在50年代早期，美國國內的右派一直將人權視為共產主義的陰謀，以及國內民權運動的武器，所以美國始終抗拒簽訂及批准人權公約。直到兩公約出爐26年後，1992年美國參議院才在一系列的保留、諒解和聲明中，勉強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到目前為止，美國依舊沒有批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同時，中國也尚未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附帶一提，美國跟（據說海盜橫行的）索馬利亞，是唯二兩個尚未批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的國家。

反思重構人權價值

由此，我們可以認知，任何一套人權論述，以及使用的方法，背後都有其服務的意識型態、生產的歷史背景以及想達到的政治企圖。如果不考慮上述這些背景，也不去理解各種不同壓迫結構的特有脈絡，僅僅是拿著某套（自稱為普世的）人權標準做為各種問題的快速解答，這事實上是種非常「去政治」的行為。這樣做也未必真能對症下藥，引領正確的行動路徑。

然而，解構人權的話語，以及辨識分析其複雜錯節的背景脈絡，並不代表我們就要走向犬儒與虛無，徹底否定人權的價值。杜茲納認為，儘管人權成為中產階級時髦的信條，又被大國濫用以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但人權仍舊是受壓迫者、窮人進行抗議、抵制和戰鬥時使用的語言。

國際間的人權論述就是個戰場，裡面真假虛實難辨。既有的人權話語，是在特定脈絡下生成，對於人類可能更美好的生活的指路牌。重點應該在於要前往的方向何在？唯有試著撥開人權迷霧，看到人們真實的處境與需求。在各種問題與壓迫結構間奮力突圍，才有可能打造真正具備人民力量的人權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