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反思,要從我這幾天構思一份針對大學生進行自我探索工作坊的計畫書,以及郭力昕的一篇文章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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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我在整理一份給某大學XX系的教卓計畫提議計畫書,主題是透過劇場工作坊讓大一生作自我探索,思考自己、思考自己跟這個系、思考自己的大學四年可能性。
 
在整理內容時,我腦中一直浮現,這幾年我到不同校園演講,在各年齡層學子口中聽見的相似話語:「我不太知道我是誰」、「不太知道我要什麼」、「我不太敢去追求我要的」...。
 
是什麼樣的教育體制、什麼樣的社會風氣、什麼樣的價值觀、什麼樣的生養方式,讓我們的年青人一直延遲認識自己、探索自己、為自己下決定的時程?

如果年青人對自己的世界不那麼有感覺,想當然爾,他們也會對這個世界無感,但我們大人又回過頭來苛責他們怎麼如此冷漠?

回看自己,我也是這樣長大的,很大了才知道早就該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才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多事情很重要,以前我怎麼都不聞不聽?....如果這份覺醒可以再更早一點發生,是不是很棒呢?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在整理計畫書時,我一直在思考這些事。
 
然後也因此更明白了,為何前陣子我「突然」提出訓練大學生做一人一故事劇場,走出校園去做社區服務的想法,這些都是有醞釀的呀....
 
因為這幾年有機會跟大學生上課,看見他們真的處於充滿可能性的階段,所有的刺激都會形塑出他們銜接現實社會的重要模樣。所以如果有機會,跟他們一起去探索、一起去打破、一起去建立些什麼,將不只是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這個社會,更為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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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友人寄來一篇郭力昕的文章,讓我想到上述對於大學生自我探索的事,也讓我想到最近在讀Augsto Boal「被壓迫者美學(Aesthetics of the oppressed)」的一些反思。

我覺得Boal做「被壓迫者劇場」,看起來雖然是在反抗壓迫,但我覺得他真正在實踐的,是讓每個人以真實的「人」的姿態活著、活出「人」的真正價值—也就是知道自己究竟是誰、自己究竟身處什麼情境、被什麼給影響或限制、自己要下什麼決定...。 

相信沒有人會選擇活在受壓迫的世界中,但就算活在壓迫中,我們仍應該要有選擇的自由與權力,做出自己想要的決定—無論是去順應壓迫、或是試著反抗壓迫—而不是永遠在被他人的安排下,純然無知、毫無抵抗、也毫無自覺地,盲從活著。

當我們有所醒覺,清楚了自己的渴求、現實處境(困境)、選擇的能力與權力,我們的位置變得清楚可辨,看得見了,不再是模糊一片,那麼我們便能有意識地活在世上,真正地存在著。

我們如果能看見自己的所望所想,我們便開始有動機做決定,而「做決定」常常是帶來「改變」的第一步。

當然,不見得所有的決定都是所謂「進步的」(也要看如何定義之),但至少是當事人有意識、自由地所做的決定,我覺得Boal的核心精神是要讓人有真正的「自由」,即:「知道自己」的自由、做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決定的自由、有「選擇」的自由。

最理想的「改變」,不只是個人身上的改變,更包含朝向更大集體結構的改變,所以所有的選擇與行動,均必須以倫理(ethics)去進一步檢視其價值與意義。

除非我知道我是誰,否則我將只是複製品。」

在Boal的文字中,我看見他一再強調「發現自己」的重要,這不是自溺型的個人生命探索,而是建立從自己到他人、到社會、到世界的拓展基礎。如果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又如何知道自己被什麼形塑?被哪些複雜的權力與壓迫關係操弄著?如果什麼都不清楚,我們又怎麼可能有改變的動機?更不用說去行動了。

受壓迫者美學是一個關於幫助受壓迫者的計畫,

透過發現他們的藝術來發現藝術,並在藝術中發現他們自己;

透過發現他們的世界來發現這個世界,並在藝術中,發現他們自己,

而不只是接收來自媒體、電視、廣播、外國音樂等的資訊,

去創造出自身世界中,他們自己的藝術象徵。」

 

所以,一切的本源,都必須從「發現自己」開始,才有相對能力去「發現這個世界」,這是一個必要的舖陳及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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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今天,收到一位朋友傳來這篇郭力昕的文章,讓我想到了上述的種種反思,同時我腦中也浮現一位用心跟大學生相處、持續刺激他們覺察自己的大學教師朋友。

有她這樣的老師,同學們真的很幸運,我希望當年我也有這樣的老師。

然後我也將繼續用我的劇場實踐,去累積自我探索與世界連結的更高敏銳度;並以同樣的誠懇,與所有相遇的參與者,一起深切探尋著我們自身,以及這個複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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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公平的世代汙名
 
人籟論辨月刊 2012/02/07

 
文/郭力昕
整理/蕭如君
攝影/柯曉東


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承受著社會的刻板印象,諸如「眼高手低」、「草莓族」等,我認為他們的確是在受驕寵的環境下長大,不過這不能完全怪他們,這樣的環境並非他們自己所選,真正需要檢討的是把孩子培養成生活低能的家長和社會。

當社會在批評年輕人弱不禁風的時候,是用上個世代的生存條件來度量現代,這根本有失公平。上個世代所經歷的苦並非是自己的選擇,經濟條件較優渥的現代也不是年輕人打造出來的,他們只能被動接受大環境的結果,甚至被養成了「草莓」。發動這聲批評浪潮的人應先批評自己,怎麼能將孩子放進自己創造的環境,再去責備他們的生存能力不夠堅強。

我並不是要一味地幫年輕人找藉口,他們終究要為自己負責,可是社會必須給他們選擇的機會。孩子該學著做自己的時候,社會和家庭沒有給他們足夠的空間發展自我,在珍貴的青少年時期他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念書,其他的能力因此停滯不前,等到有需要時再說。直到進入了大學,他們才第一次比較深刻地思索自己是什麼,在那之前他們從來就沒有被尊重地視為一個人,以致於大學生還是像小娃娃,很多人的心理狀態其實都很幼稚,可是他們又可以看起來很世故。

以具體行動去除偏見

另一方面,年輕人當然不能只埋怨上一代,但也不代表他們的所作所為可以被縱容,如果年輕人不滿社會給予的偏見,就必須試著剖析自己現在的樣貌,拿出決心來闖出不一樣的可能。事實上,我已經看到許多排斥草莓族標籤的年輕人,正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對抗社會,這方面應該要給予他們鼓勵和肯定。

不過,我想強調這應該是一場公平的遊戲,當成年人在責備年輕人之前,也要看看自己改變了什麼。我反而看不出來現在的成年人有任何反省的意願,這是很糟糕的現象,因為年輕人會不斷從上一代身上「複製」所看到的權力操弄、雙重標準,自己做一套,將來要求下一代又是用另一套。

給社會還是給自己交代?

以前的時代工作價值較為單一,不外乎就是要找到穩定、待遇好、薪水高的工作,就算沒想要賺大錢,也不敢擺脫這樣的普世價值。現代年輕人在生活上的多樣性大過以往,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在乎一定要走上正規的求職路,也沒有一定要在工作中體現和他們的所學。

然而,大多數大學生在畢業之後,的確承受著相當大的就業壓力,似乎三個月或半年內沒找到工作,就是一件很見不得人的事,甚至會萌生罪惡感。我非常不認同這樣的價值觀,年輕人沒有必要把這壓力往身上攬,即使你隨意亂抓到一個全職的工作,無所謂喜不喜歡,卻好像只是在給家人、朋友、社會一個交代,而不是在向自己交代。

如此的「集體盲目」可以說是來自於父母、學校教育,以及社會結構,嚴格來講這是一種「共犯結構」,他們犯的錯正是基於無知以及窮緊張,導致台灣社會流動著一股「比快」的壓力。這是一個極大的謬誤,孩子從小就被父母神經質地推著與他人競爭,求學路上給孩子製造了許多莫名的痛苦。......

郭力昕簡介: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College)媒介與傳播系博士,政大廣電系副教授。曾任《人間》雜誌圖片主編、《中時晚報》專欄作者,現任「台北電影節」諮詢委員。著有《書寫攝影》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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