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我們大埔的人，現在都得靠藥物過日子。朱家阿嬤以前身材圓潤，自殺前，卻變得很消瘦，路口的張藥局一家人，2年來過的是什麼日子……。」大埔居民葉秀桃哽咽的說。苗栗大埔暗夜挖田事件過了一年，大埔的土地徵收卻至今沒有獲得好的結局，4戶人家的保留方案在營建署都市計畫委員會遭到駁回，一切重回原點，讓居民感到相當沮喪。

716返凱道 農民發聲

3日由台灣社會研究會等合辦的「土地正義的堅持與實踐：大埔事件一年過後」座談會，回顧一年來土地徵收問題的進展，也為7月16日農民重返凱道的活動暖身。

雖然土地徵收須符合「公共利益」，但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表示，所謂的公共利益只由少數菁英決定，民眾根本無法參與討論。都市計畫法中雖有納入民眾參與機制，但實際上只是虛晃一招，即使開了地方說明會，也只是讓大家去講講想法，實際上行政機關根本不想知道民眾的想法。

而區域計畫法更只要取得「開發許可」即可，根本連民眾參與的制度都沒有，徐世榮強調，全台有87％的非都市土地，換句話說大量的土地在開發過程中根本不需要徵詢民眾意見，嚴重侵害憲法保障的民眾財產權。

犧牲弱勢成全誰？

今年總算順利獲得保留的苗栗後龍鎮灣寶里社區發展協會會理事長洪箱表示，當初縣長要居民為地方犧牲，但這些犧牲最後卻是讓政客與財團獲利，這樣的犧牲，洪箱不認為有什麼價值；可是民眾一旦不願意配合這種以「公共利益」之名、要求民眾犧牲自己的土地以換取經濟發展的開發模式，社會便出現「譴責犧牲者」的狀況。

▲台灣社會研究會等團體3日合辦「土地正義的堅持與實踐：大埔事件一年過後」座談會，回顧一年來土地徵收問題的進展，卻發現土地徵收法仍然是原地踏步，希望台灣更多人可以一起參與這場土地正義的呼喊。（圖文／楊萬雲）

「我們不願犧牲、不願被徵收時，結果反過來被指責成阻礙經濟發展的罪人。」洪箱氣憤的說，農村許多人靠著一分地養活一家人，土地被徵收之後，頂多只能領取幾百萬的補助，一旦補償金用完、無法生活，不就成了另一種社會問題。而且這些人如果最後只能淪落為乞丐，還會被指責為是懶惰的人，卻沒有人去追問是誰造成這些狀況。

土地徵收大多以無力抵抗的農民為目標，造成社會階層的不正義，也讓社會的弱勢更加弱勢。大埔的柯先生悲傷的說，父親已經85歲，光是都委會就跑了好幾次，卻沒有人要理他。「農民真的很可憐，土地明明是自己的，一紙公文就要徵收。我們就像大草原上的羊，而政府則是狼。」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蔡培慧指出，以土地換取利益的開發手段，隱含了「炒地皮可獲利」的想像。但台灣早過了能靠土地發財的時間點。「台灣的都市計畫已經達到飽和，而且經濟發展也已趨緩，不像中國正在起飛的狀態。」但政府仍不斷犧牲一般人的權利，以進行土地開發。

失控開發 農業被踐踏

土地成為政客、財團眼中得金礦，在於「土地」本身的特殊性。徐世榮指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多來自土地稅收，而農田本身並不需要繳稅，因此對於地方政府沒有價值可言。「一旦農地被變更使用，馬上就有土地增值稅和地價稅可以繳給政府。」加上土地徵收也可以讓地方政府獲得大批的「抵價地」，讓地方政府得以擴充財源。

另外土地本身作為一種有限商品，不可能繼續增加面積，換句話說擁有土地的人就有炒作價格的能力。徐世榮表示，中央政府藉著通過各種都市計畫和區域計畫審查，將發展的權力交到地方政府手中，以換取地方政府、派系和財團的忠誠。徐世榮感慨，土地不只有作為一種商品，更有環境資源和居民主觀價值的意涵，只是在開發面前，這些無法換算成價格的意涵也都被排除。

但即使土地徵收引發民怨，去年以怪手挖田的苗栗縣長劉政鴻，卻獲得首長評選第一名，隱含了社會對於「發展」仍存在迷思。葉秀桃嘆，我們的教育總是把農業生產貶得很低，導致不論小孩子或大人，都覺得「離農」才會有出息。

蔡培慧也表示，台灣的教育將學生教育成一個「競爭者」，要住好的房子、要有好的工作，卻很少去思考公共議題，也很少去討論「分配」的問題。如何能夠讓一般社會大眾關注社會分配和集體利益，讓土地徵收成為每個人都願意了解的問題，還需要開啟更多對話的空間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