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豐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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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殺手落網,講一句「台灣教育害了我」,就引起台灣媒體關注,名嘴討論,連宗教家、教育家也隨之發言說:「我感覺到他是被放棄的」、「學校沒給他成就感」。國中老師則指出家屬的教養問題。熱鬧了幾天,媒體焦點轉到花博。 


「同理心的力量」書裡寫到,一九九九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發生高中校園槍擊事件,十三人喪生。脫口秀節目跟台灣一樣,努力找該為悲劇負責的人。還有人提到未證實的謠言,說兇手的母親兩天後還到美容院剪頭髮,似乎麻木不仁。嚴厲批判聲中,受訪的當地教會牧師約珥‧米勒說:「對於發生在這兩個家庭的事情,我們所瞭解的還不足以下判斷」。 

發生重大事件後,試著尋找禍首,能夠解除我們擔心事故再次發生的焦慮,但這也會阻止我們更深刻地瞭解人的行為如何被影響,讓我們失去真正改善的契機。單一的答案、明確的代罪羔羊,讓話題告一段落,也讓我們不用去面對改革與反省的痛苦。在一片指責聲中,我們看不到「同理心」。同理心需要探索脈絡的努力,需要瞭解真相,以及感受他在不同時期的感受。最基本的同理心,是承認自己的不足,承認自己說不出明確的肯定句。 

喊口號是容易的,推動瞭解與改變是千萬倍的困難。人格的形成,與最後演變成違反社會常規,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天生氣質、後天教養、環境互動、同儕牽引、隨機的運氣,人的一生隨時都面臨轉折。同樣是過度嚴厲(或鬆散)的父母,哥哥跟弟弟的發展可能完全不同。成為一個人的變數太多了。 

我們有先試著瞭解少年殺手的一生轉折嗎?我只注意到一篇周刊的深入報導,較為細膩地描寫他國中時期的變化。太快貼標籤(父母早婚、父親曾入獄),太快要人反省(國中教育有問題),反而讓我們忽略了: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減少這樣的青少年問題? 

我們習慣於找兇手,以及,找到兇手後讓他得到「應得的懲罰」。性侵幼兒的兇手被輕判引起網路公憤,但少有人注意性侵加害人的人格是怎麼形成的。受害者也需要長期追蹤、輔導---事實上,比起報案數,恐怕有一百倍以上不敢揭露的兒童性侵案,可能在二、三十年後,才有一小部分敢跟精神科醫師或親友透露。 

我們急於找答案,或許只是要逃避這社會的千瘡百孔。「同理」是困難的,而在關於少年殺手的所有訊息裡,我們幾乎找不到「同理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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