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整理：佐渡守／影像提供：顧玉玲
大家好，我是顧玉玲。我從事勞工運動大概20年時間，早期做本地勞工時，宜蘭並沒有大型產業，所以宜蘭的工人運動、工人組織，在台灣版圖裡其實是比較弱的，若沒有大型勞資爭議，基本上我們就不太往宜蘭跑。現在我從事比較多外籍勞工的工作，反而就常來宜蘭了。宜蘭有點像後花園，外籍勞工逃跑被抓到時，都會往宜蘭收容所集中。另一方面，我們岌岌可危的漁業，由於工作非常辛苦，薪水又不好，本地人投入並不多，沿海的南方澳、蘇澳，幾乎80%都被外籍漁工取代，所以每次一有爭議，我們就會到宜蘭來。
《我們》，不只是報導文學
《中國時報》找我來談寫作，其實我有點戰戰兢兢。我真正的工作是社會運動的組織工作者，過去20年來，我在裡面投注了所有心力，寫作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這個題目命為「我的工運‧我的寫作」，將寫作擺在工運後面，很符合我的實際狀態。
一般人對勞工運動的印象，常常就是上街頭抗爭，為的都是資遣費、加班費、基本薪資，好像工人就只為了要爭錢。但事實上，勞工運動有它更深層的意義。我們都知道勞動創造了最重要的價值，可是工人的位置似乎不受重視，他們被視為這個社會的底層。這不只反映在薪資上，還反映在文化上。許多工人文化被認為是不入流、膚淺、不重要的，因為我們所認定的主流文化通常唯美而精緻。可是我自己在基層裡頭，感受到他們豐沛的生命力，工人的膽識、對利害的盤算、對未來的規劃……，這些東西都非常精采而豐富。所以過去我一直跟很多工人在創造，看怎麼讓工人文化被重視、被肯定、被承認──它是一個有價值的文化。
從變成一個作家說起。作為一個組織工作者，其實我也進行一些工人故事的書寫。2008年出版《我們》這本書，說實話，一開始是為了賺錢。因為台北市勞工局有個案子，通過的話，可以拿到40萬。我想，40萬好多喔！是我們協會一整年的房租耶，就趕快拼了命去寫，後來就出了這本《我們》。書中主要內容，是以外籍勞工的故事為主。書出版之後，受到《中國時報》開卷版的肯定，我就常被邀到大專院校去演講。但是，大家要我談的都是「報導文學」，於是我陷入一個困境。
之前的主流文化與文學領域裡，看不太到農人、漁民、工人、雛妓……這些社會底層的故事。25年前陳映真先生創辦了《人間》雜誌，藉由記者到各地採訪，把故事帶回來，才開始有所謂報導文學。當我要去談報導文學的時候，覺得很困難。報導文學必須設定主題，必須談到報導者與被報導者之間的關係……等等。可是我分明沒有這個過程，我沒怎麼去採訪，我不是跑到一個偏遠地區，然後把故事帶回來。基本上20年來，我就一直跟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抗爭，一起承擔成敗的不確定。後來我就自己將它重新命名，叫「我在場」的紀錄。
1987年我20歲，恰巧是台灣解嚴那一年。解嚴之後，有一點想法、有一點反對意識的人，才有機會到不同的運動體系裡頭，日日夜夜跟很多的工人相處在一起。解嚴確實讓社會開始有些鬆動。婦女運動、勞工運動、環保運動……，整個騷動不安的社會出現。當時我對社會好像有點意見，我覺得有些東西不對勁，所以我在那年開始參與一些社會運動，也讓我重新去想，我可以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相較於戒嚴時期抗爭就要被抓去關（包括宜蘭一些早期的民主運動前輩的經驗），到了我們那一代，大概沒有這樣的工運危機，我成為社運的參與者，甚至它成為我身家性命的一部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直接到報社的工會擔任祕書，跟工人一樣領薪水，直到現在，社運一直是我20年來的專職工作。那個時代給了我這個條件，讓我這樣的記錄者，跟早期的《人間》雜誌不一樣。我們不需要變成記者，其實我們就參與在裡頭，看到、觀察到，然後自己也被改變。
我一直覺得，創作力絕對是個人與生俱來的重要能力。我們都有表達的慾望，可是現在它好像被限縮在某些專業者（例如歌星、作家）手中，他們壟斷了整個創作，因為他們比較會寫、比較會唱。可是我們平凡老百姓也有一肚子想說的話啊，我們好像無以用一種被認可的形式表達出來。現在網路上有更大的發表空間，我看到越來越多年輕人，他們懂得參與這個、參與那個，他們都在進行「我在場」的書寫。過去的年代，我們只能透過編輯的篩選看到新聞，現在網路上有各種不同書寫方式，打破過去被發行體制、被媒體所壟斷的空間，把不同的現場帶到我們眼前，讓「書寫創作自我表現」這件事，回到每一個人身上。
▲ 這是環亞飯店工會的罷工。現在罷工越來越少，因為大家知道經濟不景氣，會影響包括工人運動要往哪裡走，都是很大的問題。 |
▲ 1993年，斷手斷腳的工傷者開始走上街頭。例如雪山隧道，大家都說開通了很好啊，可是沒人想到在雪隧裡，死了40個工人，這些人的血肉性命，我們怎麼看待它？這些我們稱為「經濟內戰」，斷手斷腳的工人，藉著運動開始對社會說話。 |
▲ 我這幾年處理較多外籍勞工的問題，他們也不太有機會對社會發聲。 |
▲ 更多的集結，各式各樣的社會底層。包括我們越來越覺得活不下去了、小孩學費太高了，然後健保費又一直上漲，整體的社會問題到底在哪裡？ |
▲ 一次一次的遊行，甚至可以激烈到對抗整個國家體制，這些東西背後都有些道理。很多人說，幹嘛這麼激烈呢？何不坐下來談？事實上，所有的抗爭正是為了逼使官方坐下來談。當弱勢者用他的身體做激烈抵抗的時候，都已經是走投無路的最後一搏。而且辦一個遊行，要花很大的力氣，絕非一天一夜，可是最後呈現在媒體上的，可能只有三秒鐘，目的就只是為了逼使官方坐下來談。 |
▲ 「樂生運動」一開始遊行了幾次，抗爭了幾次，可是媒體完全不管。後來很多年輕部落客在網路上寫他們「我在場」的故事──他們到樂生療養院看到的大樹、看到的院區、看到很多阿公阿嬤的生命故事，主流媒體才開始看到它所象徵的意義。 |
你可以看得不一樣嗎？
一開始會想寫下這些故事，是因為主流媒體大部分都是政治新聞，弱勢者的抗爭不太被聽到，於是我們覺得不如我們自己來寫。不過自己寫也得面對一些問題──「你可以看得不一樣嗎？」例如我看到很多熱情的大學生，他們問報導文學要怎麼寫？他們都很希望寫，也去參與了一些運動。可是有一點很重要：「你看見了，可是不一定看得懂；你聽見了，不一定真正聽進去。」有些東西還是跟個人的生命經驗有關，那個理解是有限制的，不是說充滿熱情跑到底層就能寫出真相來。其實我們終究是這個社會的產物，主流的觀點和價值怎麼作用在我們身上，是很明顯的，所以我們有限的知識跟常識，要扣合那個生命的歷史經驗。
舉例來說，2002年的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抗議事件。阿姆斯壯登陸月球已經60年了，當年這個歷史畫面是RCA轉播的，由此可知RCA當時富可敵國。60年代第一波全球化，RCA第一個選擇到台灣，並於1969年在桃園設廠，全盛時期有兩萬多個工人。當時想進RCA要高中畢業，進去之後有空調什麼的，那一代女工，對於能夠進去都非常得意，覺得自己是萬中之選。可是沒想到20年後，RCA離開台灣，改到大陸、泰國去設廠了。留下來的是，這些女工一個一個發現自己得了乳癌、鼻咽癌、大腸癌……，有一千多人。RCA離開了，女工們打拼了20年之後，本以為她們可以拿到退休金，可是RCA關廠了，拿不到了。
各位知道勞工保險裡的「殘廢給付」，我們常說，這很像賣肉錢，因為斷一隻手或腳，都有不同「標價」。可是對工人來講，這很重要，當遭受劇烈損失時，至少還有最低限度的保障。我問各位，男人命根子如果挫傷，在勞保條例裡，是算殘廢的；那女人的子宮如果切除，算不算殘廢？也算殘廢，可是45歲以下才算、45歲以上不算。為什麼呢？因為勞保覺得45歲以上的子宮「不能生小孩了，有什麼用？」可是男人的命根子，有的30歲就不行了啊，它會檢查你還行不行嗎？由此可知，勞保體系有一套不同的「性別標準」，來決定你值不值錢。女人的乳房拿掉的話，在過去的勞保條例也是不算的，因為它覺得乳房跟勞動沒關係。但事實上我認識很多女性，切除乳房還是會影響勞動力（包括手會無力，因為淋巴腺的關係）。
我舉這例子，是要解釋RCA的女工出來抗議，為什麼她們要戴口罩。想像中，社會運動會戴口罩的，大概都是蒙受「社會污名」的人。例如性工作者、早期的同性戀、或愛滋病患。可是得癌症出來抗議需要戴口罩嗎？我們的RCA女工，已經經歷過好幾十場的抗爭，從來沒戴過口罩，一直到我們要去勞委會爭「勞保條例乳房切除不算殘廢」的前一天，半夜三點有人打電話給我說，對不起我們明天有些人不來了。為什麼這樣子？原來她們覺得這個場合，會讓大家知道，我的乳房切除了、我的子宮切除了，而這個社會對一個沒有子宮或乳房的女人，會認為你不是完整的女人，所以她們覺得很丟臉。我跟她們在一起相處一兩年了，可是連我都沒有意識到這個社會污名的壓力，對她們來說有這麼大。後來，我們決定第二天所有人通通戴口罩，不管男的女的。
我講的「能不能看見？能不能聽見？」指的就是這個。不是你跑到工廠裡，人家就會嘩啦嘩啦把生命故事通通翻給你看，而是你能不能近身看到她的恐懼、擔憂。有的擔憂是說不出口的，如果你不是那個切除乳房的女人，你根本想都想不到。你必須靠得夠近，才會知道一些隱藏的東西，而不是一般的報導。
包括性工作者的除罪。我自己也承認，在台北接觸公娼這個個案的時候，我受到很大的衝擊。20幾歲時，我們充滿理想，覺得這社會不公義，但我們也沒有想過，女人販賣她的性，是我可以接受的事嗎？早期的公娼大多來自貧窮家庭，她們有來自礦工的家庭、經商失敗的家庭、職災的家庭。她們是俗稱的「賺呷查某」，可是她們「賺」的，是給一家子「呷」。故事一開始都是悲情，直到我們很熟很熟了，才從這些公娼阿姨口中聽出，其實她覺得過去30年來，能撐起整個家，讓她覺得很驕傲。但這驕傲可以對社會說嗎？「我做為一個娼妓，養了整個家，我很驕傲。」說不出口的。這個社會覺得你怎麼去做這樣「見笑」的事情。我們抗爭時，在市場裡就被很多民眾吐口水，說你們這麼丟臉還好意思出來抗爭。我們不是鼓勵大家從娼，也不是說從娼是一個好工作。但假如一個弱勢者有更好的選擇，何必從娼呢？她選擇了這個工作，而這工作受到很多欺負，包括警察抓人、嫖客白嫖等等，我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把這行業廢除掉（明明廢不掉），讓它地下化只會讓她們受到更多欺負。（不過我坦承，這爭執很大，各位可以保留你的想法，也許可以再討論）。
▲ RCA關廠後，得了乳癌、子宮癌的很多女工，在抗爭前臨陣退縮，我們才意識到，原來社會污名的壓力這麼大，所以抗爭時不管男的女的全部戴口罩。 |
▲ 這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通通是大學生，沒有一個是性工作者。性工作者的遊行我們都弄得很熱鬧，因為她們過去都被弄得可憐兮兮，要翻轉這個污名，只好花枝招展。但是對很多性工作者來說，社會的友善程度還沒有大到可以讓她們站出來說我是娼妓，所以必須由其它女性來替代。 |
自我縮小了，承載的空間就放大了
作為一個組織工作者，這會決定我的書寫；有沒有機會靠得很近，也會決定我的內容。我要選擇哪些東西來寫？絕對是經過我主觀的盤算。去年我去香港書展演講時，有位香港作家問我：「你在書寫過程中，把自我縮小了，可是自我很重要啊，如果縮小了，如何看清楚你自己？」其實他指的是作家唐諾在《我們》序文中所寫的一句話──他覺得作者的自我縮小了，所承載的空間就大了。我自己還滿喜歡這個形容。我們從小知道，某些小學同學被淘汰掉，去做黑手了，去美容院學美髮了，這些朋友會離我們越來越遠；而一路經過高中、大學聯考的人，就懂得在這競爭遊戲中，自己必須拼命往上爬。我覺得在這個以自由競爭為主軸的社會長大的人，大概自我只有太大，不會太小。我們都不用擔心失掉了自己，我們太重視的就是自己了。我們一直在強調個人主義、累積個人條件跟財富，只怕我們其實沒有機會去看到別人。
參與社會運動之後，才讓我有機會回頭看到自己身邊千絲百縷的關係。因為參與了社會運動，我才回頭認識我的母親。她也曾經在工廠裡工作，她也曾經擺路邊攤，她的勞動歷程是怎麼樣？她一路把我養大，裡面有些什麼意思？說實話，這一代小孩子不太去想這個問題。我覺得，當我有機會去看懂身邊人跟我的關係時，我的那個自我看似縮小了，可是我才更清楚它站在哪裡。而不是一個無限膨脹的自我，你看不到跟別人的關係，那也相對是一個比較虛無跟中空的自己。這是我在書寫中想到的。
用文學的形式，呈現一個生命故事的時候，還有一些其他的空間。例如文學裡有創造的部分，我要那麼忠於這個故事嗎？在寫《我們》的時候，我盡可能不做虛構的部分，但是後來也在想，選擇哪些片段、哪些真實，其實也是經過我主觀的選擇。而且有一些話，我好像也不一定要說得這麼白，因為文學的閱讀群眾自有他的創造力，他在閱讀過程中參與了創造，所以把話都說得很白，好像也不盡然必要。這讓我想到，上街頭去抗議、拿麥克風辯論，跟使用文學說故事，是不同的載體。我應該讓文學有更大的空間，不一定完全拘泥於那個所謂的真實，這是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後來所思考的。
▲ 我們在街頭各式各樣的抗爭，其實都是創作。為了引起主流媒體注意，我們得做很多行動劇，包括原住民如何從原鄉呈現他們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怎樣把文化背景，用很快的時間呈現出來。過去20年台灣社會運動在街頭做了很多的創作，但這些創作可能一閃即逝。 |
▲ 我們甚至到總統府前倒垃圾。台灣的政策越來越向財團傾斜，而政府是不是看到這些弱勢底層的聲音？為了表達這樣的不滿，我們做了這樣的呈現。其實做這些，我覺得遠比寫一本書難多了。 |
說故事，自有「召喚」的力量
有機會使用「說故事」來表達意見，還是滿幸運的一件事。我經驗到這麼多複雜的故事，經驗到這麼多精采的人生。文學的力量，跟抗爭的力量很不一樣。我還是覺得抗爭很重要──在抗爭中人們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在抗爭中人們知道站在一起可以共同找到力量，去對抗本以為對抗不了的勢力；在抗爭中人們開始看到我跟別人的關聯。我覺得抗爭是最好的社會教育。可是對我而言，說故事，讓我看到文學的「召喚」力量。寫了這本書之後，很多讀者來信，分享他們自己生命中的經驗：例如有人提到他小時候父親去沙烏地阿拉伯做農耕隊的經驗；有人會跟我談他高中時每天等公車都會遇到一個外勞去買菜。在緩慢閱讀的時候，人生命中這些經驗被召喚出來，他對這個議題的認識，就會跟抗爭不一樣。抗爭召喚的是我們的正義感，覺得怎麼這麼不公平？可是發洩一下也許就過去了。然而閱讀召喚的生命經驗會讓我們思考，會回到你跟別人的關係上，這是我自己所意識到的文學作用。
關於「受害人」和「行動者」。我們在過去（包括寫這本書的時候），很多人都會以為內容可能會很悲慘。我們確實遇到很多很悲慘的故事，可是偏偏我沒辦法寫哭哭啼啼的受害者，因為事實上不是這樣。我從事勞工運動以來，看到很多工人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受害者，把他當做一個受害者，就會弱化他的力量、覺得要保護他。社會上會有一種運動的救援路線，就是要來救這些例如受暴的婦女。可是我的經驗恰恰不是這樣，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能耐，只是這些能力有沒有機會被承認、被看到、被表現出來。我們後來使用了一些文化的素材，包括攝影班、寫作班（後來發現寫作壓力太大了，因為他們都覺得「我寫得不好啦」，「我不會寫啦」），我們也使用繪畫作為媒介，讓他們來表達自己。
▲ 1996年，那時台灣社會很少看到「工人傷害」這件事，所以我們找一些攝影師合作，在台北敦南誠品的安全島上弄了很大型的攝影展，讓來往的人群「被迫」看見這些受傷的人。我們希望發揮恐嚇的作用：「你要看到啊！你現在看到了，你站在台北最昂貴的地段上，可是這些大樓、馬路，其實背後都付出這麼多死亡或受傷工人的血，你怎麼可以把它當做不重要呢？」 |
▲ 台灣這麼久沒打仗了，可是每年還是持續有幾千個工人死掉、幾萬個工人受傷，這件事情是不是國家大事？早期的工人運動其實就是在做「揭露」這件事──幫本來就存在可是大家根本沒看見、主流媒體也不打算讓我們注意到的這些事，讓它們被揭露、被看見。我們用黑白照片這種文化素材呈現亡者、家屬，將這件對很多人來說，因為太沉重，只想撇過頭去的事實，透過一種文化的方式，讓大家開始可以接受。 |
▲ 後來我們也讓一些工傷者自己畫畫，讓他們用繪畫來表達自己。左邊是一個17歲在台塑廠打工的學生，她的手被機器輾斷了，20年後她畫了這幅畫，表達她內在很大的憤怒，有些國外畫家看了都覺得生猛有力。後來她在協會認識在沖床廠斷掉另一隻手的男性，他們結婚了，右邊畫的是結婚典禮。 |
▲ 這是RCA的女工所畫，她失去了乳房。用繪畫來表達踩她的人是誰？是工廠而已嗎？還是包括這個不肯認定她們就是職業災害的國家政策？ |
▲ 這是一個外籍配偶，她的老公在修房子的時候掉下來死了，所以她畫了急救的過程。因為她難以用口語來表達，所以她就開始畫畫。後來她申請到台北市政府的以工代賑，每天凌晨到塔城街公園掃地，她畫了非常多塔城街公園，包括流浪漢。她跟這些流浪漢變成好朋友，連搬家時這些流浪漢都來幫她。我們看到她所敘述的公園是那麼美麗活潑充滿熱情。畫到後來，塔城街公園的區長，就幫她買了一些油漆，讓她把整個塔城街公園都畫起來，現在那些畫都還在那裡。 |
▲ 一個斷了一支腳的工人。他們都是沒有學過畫的人，當我們用各式各樣集體的創作來表述的時候，他們就會有精采豐富的表達。表達生命裡頭比較深層的、無法言說的控訴。 |
▲ 台北101大樓前有七塊漂亮的大磚，近看會發現上面有一個個人名，那是曾經參與建設世界最高大樓的所有工人名字，總共有一萬多個。為什麼台北101這麼有良心，設這個紀念碑？大家記得331地震，讓5個工人從101的鷹架上掉下來摔死了。當社會職災零星發生時，大家沒感覺，可是當它集體出現時，大家非常震驚。因為這個大悲劇，我們要求立紀念碑，他們本來不願意，覺得在人來人往的shopping mall前面很晦氣。後來才退而求其次，讓所有工人的名字都寫上去。有趣的是，紀念碑上一萬多個「工人」名字，最前面4個，卻是馬英九、陳水扁、胡定吾跟陳敏薰。官方、資方也變成勞動者（你會承認嗎？）呈現很大的矛盾跟落差。 |
你捍衛什麼價值？
另外我想談的是，我在書裡呈現的，不只是外勞，我也呈現了雇主、被照顧者的故事。我記得有次我去師大演講，一個社工系的女學生對我說：「這樣很好啊，你應該有多元觀點，你不能只站在工人那一邊。」多元，現在成為流行字眼，他們這一代什麼都講多元（多元文化、多元教材……），可是這麼多元也讓她很困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大家都有道理，該怎麼辦呢？
但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困擾。我覺得「多元是視角」，站在不同位置你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但你還是要有「是非」，這個是非不是你絕對是對的或錯的，你一定會看到自己有「立場」，這無法迴避。我從事勞工運動20年，很清楚我的立場就是「站在工人這一邊」。但我也不會說所有個別的勞資爭議，工人都是對的。也有很多工人會騙我們、很多外勞會說謊；也有很多老闆在這資本主義競逐的體系底下，戰戰兢兢，疲於奔命。這個我都知道。我的意思是，面對個案，你要去看到真相。但立場我站在工人這邊，是因為我很清楚目前的社會條件，大部分的好處都給了資方，而工人相對一無所有。我選擇站在他這邊，也只不過讓他力量稍微墊高一點點，都還不太有用，因為我只是民間團體。有時候我們還會拉勞工局硬要站在工人這邊（還滿難的，能夠依法行政我們就偷笑了）。我在說的是，你站在哪裡、你現階段選了什麼立場，你自己要面對。不可以說我是公正客觀的，我認為那不老實。
弱勢是處境，不是本質
維持現狀就是讓受害者繼續是受害者吧。我們搞工運有時會搞得一肚子火，你明明知道有的人等不了，等一天、死一個，可是你又非等不可，因為力量不夠大。我們也發現好像非慢不可，因為人們要互相看見沒那麼容易，非常非常的難。20年前我年輕時，覺得只要很多人投入社會運動，這世界就會改變。後來發現不可能那麼快的。漂亮跟不漂亮的女孩一起走出去，漂亮的就會佔盡好處，你要讓漂亮女孩去體驗不漂亮的處境都很難。去讓一個優勢者體會身處弱勢者的處境不容易，不是良心突然靈光一閃就懂了，這需要一個很長的對話過程。
而且最重要的，弱勢是「處境」，不是本質。不管是工傷者、性工作者、外勞，人們說這是弱勢運動，可是弱勢不是說他本來就很弱，而是很多人被放在這個結構裡頭，被迫身處弱勢。例如外籍勞工，因為語言的障礙，也因為他們不是選民，沒有選票，所以政治人物修法不會考慮他們。我們如果期待改變社會，應該先改變它的權力結構，讓拿麥克風的人，不要總是那些政治人物，那工人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講話？過去我們只有透過集體的力量，花很大力氣去遊行抗爭，才能稍微爭取到像這樣的麥克風。如何讓說話的權利改變過來，是過去我從事社會運動最重要的事情。懷著一些夢想，覺得這社會應該要變成這樣或那樣，有時反而會變成一種傲慢。因為你自視比較正義、比較進步。後來我很怕這種人，因為很難對話。
外勞不只是勞動力
還有對「歷史厚度」的理解。舉例來說，現在很多人去過越南，他們會說那個國家比台灣落後30年，會覺得越南人比較懶散，不像台灣人很勤奮，所以我們比他們進步。可是回頭看越南的歷史，台灣上一次經驗戰爭是65年前的二戰，而且不是打在台灣島。但是1975年越戰結束，距離現在才30幾年，而且那時美軍用世界最高科技不斷轟炸越南8年，將所有公共設施、水庫、電力、鐵路……全都夷為平地。所以也不過近30年，越南才從一片廢墟中慢慢爬起來，能夠變成現在這樣已經非常了不起。帶著這個歷史的厚度去理解越南，他們是比較懶惰嗎？恐怕不是的。
我們對左鄰右舍其實都很不了解。我們所謂的全球化、國際化，說穿了就是美國化，國際化就是英語化，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大概就是對美國的理解。我們都知道美國現任的總統是誰，連前一任的布希家裡養了一隻狼狗也知道。可是你知道越南的事嗎？你知道全世界哪個國家離台灣最近嗎？菲律賓最北邊的島，距離台灣最南端才52.8公里而已，比台北到宜蘭還近，可是我們對菲律賓認識嗎？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在於我們不在乎、我們沒興趣，我們對東南亞這些國家沒有好奇心。大家知道胡自強的女兒胡婷婷，曾經演過《BJ單身日記》裡的泰國人妖。我要講的是，在西方人眼裡，胡婷婷是台灣人或泰國人有差嗎？在西方人眼裡，整個黃皮膚的人種都差不多。可是我們的眼睛都看著美國，看不到東南亞這些人，而他們現在有將近80萬人在台灣了。我們常在講多元文化，這個社會越異質化，對一個進步城市越有發展，它是一個正向的力量，如果我們繼續保持對他們沒興趣、沒有好奇心的話，我覺得那是非常可惜的。
▲ 外勞不只是勞動力。這是移工詩文交流活動的現場。 |
▲ 多元文化與異國節慶。做這些無非是讓個別的外籍勞工，除了工作之外，他們的文化習俗可以在這裡完整出現。 |
▲ 外勞好厝邊，二手衣物交換活動。 |
▲ 社區派對。 |
▲ 在地交流：防疫／義診。 |
▲ 在地交流：掃街／美髮。 |
▲ 肢體解放訓練。 |
▲ 移工寫作班。 |
▲ 移工攝影展。所有的外勞不管再怎麼慘，一定人手「二機」：手機跟相機。因為再怎麼說，到了台灣就是「出國」，總要拍些照片回去。這些他鄉異國的人，因為語言不通，所以我們就辦了攝影班，讓他們自己拍照，說他們所看到的台灣。 |
▲ 移工攝影展。他寫道：「在這萬國旗裡頭，你會看到菲律賓的國旗嗎？我跟你賭100塊，絕對看不到。」整個亞洲除了日、韓跟中華民國，萬國旗上面都是歐美系國家，沒有東南亞。 |
▲ 移工攝影展。她寫道：「你注意到這個鑰匙嗎？它從來不能拿下來。」意思是雖然我有自己的房間，可是任何人隨時都可以進來，我沒有隱私。這是大部分外籍勞工的情形，半夜房門也不能鎖，我們遇過很多案例，例如阿公半夜連續去性侵。 |
▲ 移工攝影展。她說：「當我生病的時候，雇主叫我戴口罩，怕我會傳染給他們。可是當他們感冒的時候，他們不會戴口罩，不會擔心傳染給我。」 |
▲ 移工攝影展。她說：「Garbage time，這是我一天當中最喜歡的時間。」倒垃圾其實只有十幾分鐘，可是那段時間會遇到同鄉的人，可以講一下母語。 |
▲ 移工攝影展。她說：「掃把跟畚箕，禮拜天在休息。」這個外勞來台灣兩年多，從來沒放過一天假。她來參加攝影班，一個月才一次，是老闆（真的對他不錯）開車送她來上課，三個小時之後，再開車過來接她走。老闆不放心讓她自己出門，是因為怕她逃走。所以她拍了這張照片，說這些掃把禮拜天可以休假，可是她不行。 |
▲ 這是我們2007跟2009年的遊行。這個遊行的訴求好卑微，「我要休假」──不是周休二日，而是全世界的工人在100多年前就爭取到的七天一休。可是在台灣，我們還有17萬家庭內的外勞，是一天休假都沒有，而且是合法的。難道老闆很壞不讓外勞休假嗎？其實不是。國家把看守外勞這件事，交到雇主手上，我們政策規定，你一旦請了這個外勞，他跟你是綁在一起的，萬一外勞休假逃跑，這個老闆要受到國家的處罰。很多家庭很擔心，只好把外勞鎖在家裡，也不讓他用電話。勞雇雙方都是這個政策下的犧牲者。 |
▲ 我們的遊行也有一些被照顧者來參與。這些人都是多重障礙，外勞要是一天不在，他們連上廁所都沒辦法。他們說：「以前沒有請外勞，我可以申請『喘息服務』，社會局會聘用居家服務員來照顧我，一個月有幾天，可以讓原來照顧我的家人休息一下。可是請了外勞之後，國家不提供喘息服務了，所以外勞就沒辦法休息。」這是很奇怪的政策，台灣女人需要休息，外籍勞工不需要？這也造成許多外勞因為長期無休，而出現殺老闆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我自己起碼就經手三起這樣的案例），而且都是勞雇關係很好的，都是因為沒有休假，最後瘋了。 |
結語
在勞工弱勢運動裡，我從一個個人主義者，開始學會一點點群體的力量，開始學會一點點眼睛不再只是看著自己。我們從小對反抗這件事，並不支持。若會支持，都是支持「英雄式」反抗。解嚴之後，我們某種程度會崇拜那種對抗權威坐牢30年的英雄人物，我們會覺得這種人好像台灣社會欠他什麼，我們肯定他，就給他一張選票，可是那都是一種交換關係。
我覺得，對抗強權相較之下不是那麼重要，反而是我們根本沒有學會跟弱勢者平等共存，還沒有學會條件好的人跟條件相對不好的人攜手並進，一起要求政策改變。例如我們看到身心障礙者，我應該要扶他過馬路呢？還是這樣會傷到他的自尊？這些事情其實我們都不太知道怎麼做。你想做個有愛心的人，都不曉得要做到什麼程度，所以平等的對待關係，真的不容易。
舉例來說，我的第一份工作在《自立晚報》（現在不存在了）。早在戒嚴時期，它已經是勇敢的報社，裡頭的記者也都很有英雄氣概。解嚴之後，我們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報業工會，我是工會的祕書。那時候工會開會，工人說印刷廠通風不好、噪音很大，需要耳塞，需要增加通風設備，以前提出要求都沒有用，跑社會線的記者知道了，說：「噪音居然超過標準，怎麼可以？我明天就去跟社長講。」這件事情就解決了。另一次，撿排廠加班費有問題，又有記者說：「這種事情太不應該了，我來寫勞資爭議的協調單。」很快的，這事也解決了。但那之後，我們的撿排阿伯、打字小姐、印刷廠的工人，慢慢的就越來越不說話，甚至不來開會了。他們說：「開會幹嘛呢？我們講話也沒人家講得好，這些交給記者就好了。」我們的記者很生氣，說這些工人都不為自己的權益著想。但是，這些很有愛心的、勇敢對抗強權的記者沒有發現，他們的能耐跟條件太好了，所以在集體做決定的過程中，使這些工人慢慢成為被他們保護的對象，而不想出來為自己爭取，最後工會就整個萎縮了。
我們沒有讓條件好跟條件相對不好的人，一起決定怎麼「集體」行動。條件好的記者不要直接去找社長，有時候可以慢一點，因為用個人能耐解決工會的事情，會讓集體變得不重要。什麼方式做事最有效率？就是權力，但是如果我們總是把希望寄託在權力身上，那也不要社會運動了，今天找立法委員幫我們解決事情快得多，可是弱勢者，就會永遠是弱勢者。
「讓更多人有機會說話，來解決事情。若解決不了，就一起面對結果。」過去多年來，我看到許多「看似弱勢」的處境，但是很多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力量，只是沒有被社會看見。讓這些力量被表達出來，就是我在書寫、創作的過程裡，一直想展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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