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22 中國時報
文／郭力昕
在數位媒體似乎要吞噬傳統印刷媒體的時代，在印刷媒體幾乎被吃喝玩樂等各類消費資訊席捲的今日，書市裡安靜地出現一份紀實攝影刊物《ＣＡＮ影像誌》，令人驚喜。
這份來自香港的圖文報導的刊物，同時在香港、北京和台北出版，內容各不相同，但其核心關切則一致。在唐山出版社協助的台灣版試刊號裡，創刊詞的標題「從看到ＣＡＮ，一本行動的影像讀物」，清楚標誌了該刊出版的核心理念：攝影不止提供純粹的旁觀功能，而應該走向行動，「讓攝影的創作者和接受者都能夠坐言起行，讓攝影這一日益從現實抽離的『藝術』回到現實的生存圖景中去，發揮它的入世功能」。
這本攝影刊物的主編，是年輕的香港詩人廖偉棠。他曾分別獲得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文學獎之新詩類首獎，在其才情橫溢的詩作裡，早已明確呈現他對香港歷史與社會、兩岸現實情境與國際政治的深刻關切。他的文字創作格局與視野，和當前兩岸三地諸多耽溺於個人情緒的年輕文藝工作者，對照之下，尤顯珍貴。
這樣的視野與熱情，移至一份紀實攝影刊物，會有如此之核心價值是很自然的；三十幾歲的詩人而有這樣不計艱難的決心與行動力，則更令人敬佩。試刊號的專題是「非常教育」，報導了中國幾個藏族偏遠地區民辦學校的教育者，攝影誠懇動人，文字準確練達不濫情，版面設計尤其大方活潑、賞心悅目。
台灣曾經有過一份具有類似關切的報導攝影月刊，叫做《人間雜誌》，由備受華文社會尊敬的左翼小說家陳映真創辦。這份紀實攝影刊物於一九八五年底創刊，辦了四十七期。該雜誌高舉左翼觀點的人道關懷影像見證路線，對工農階級與底層社會持續發聲，得到華文世界讀者的道德肯定和推崇。可備受推崇的刊物，卻無法維繫超過四年，除了經營上的各種內外因素，我認為日趨僵硬與教條的攝影/文字語言，也是一個主因。
英國文化學者霍爾（Stuart Hall）在八○年代初一篇討論紀實攝影的訪談裡就指出，左翼影像工作者缺乏有效的影像語言，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今日前仆後繼的廖偉棠，在勇氣與決心可佩的出版行動裡，如何思考這個問題，值得關注並給予鼓勵。
近年在西方的知識界，重新討論紀實攝影介入政治社會的能動性。例如，以色列著名學者Ariella Azoulay，在她去年出版的《攝影的公民契約》（The 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裡，即重新檢視攝影如何為政治創造可能，並且讓讀者在一個攝影資訊氾濫的時代裡，再度成為具有介入社會意願的公民，而非影像消費者。見證性的紀實影像，在傳遞政治話語時的侷限性，早有許多論述；但是，攝影見證性的急迫意義、說服力與心理效果，卻也還有許多值得辯論與探索的空間。
《ＣＡＮ影像誌》的出現，揭示了一個新世代的影像與文字團隊，對於紀實攝影介入社會與政治的探索意願與行動意志，值得台灣的新世代起而效尤。（作者為影像評論者）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