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節令祭祀活動中，聚落、社群出錢出力，組織表演隊伍（陣頭）的傳統由來已久，也是民間技藝保存、薪傳、展演的平台。「陣頭」的表演內容彼此差異甚 大、難易有別，相對於「年簫月品萬世絃」器樂演奏的難度，大鼓陣或穿戴大型傀儡，裝扮神將的表演較簡單。不過，節慶的特色在社祭參與，每個人都能從社、會 活動找到自己的角色與位置，即使沒有參與音樂、戲劇或歌舞、雜技表演，亦可能扮演扛藝閣、撐繡旗、抬鼓架或跑腿打雜，極少當個純看熱鬧的旁觀者。
這種業餘性、自發性的參與精神，隨著台灣近四十年來的社會經濟、文化變遷一去不復返，民眾參與社祭活動的熱情不再，出現在節慶中的技藝水 準也明顯降低。但另方面，文化資產觀念日漸普及，寺廟的歷史、建築與祭典受到行政機關與民俗、藝文界重視，在有力的地方頭人主導下，祭典規模愈來愈大，各 地廟會節慶也常形成矛盾的現象：在地性、業餘性表演團體減少，難度較高的陣頭，如十三腔、南管消失；外來的職業藝人成為迎熱鬧的主力，簡單、花俏的陣頭大 行其道……
2009-10-06 中國時報
文／陳君山（作者為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南庄鄉東河村是一個由賽夏族、泰雅族與客家三大族群混居的原住民部落社區。此一社區曾歷經九二一震災與多次受風災土石流的侵襲，惟天災的肆虐卻激起社區居民營造社區的決心與共識，自二○○二年起，部落社區居民就透過志工培訓、部落人才培訓，重新啟動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
東河村的社區總體營造有著相當優秀的成果。不僅已將破舊棄用的派出所改建為產業文化館，成立休閒露營園區、數位機會中心以及部落餐廳，同時更積極進行原住民文化保存及發展原住民染織、工藝等，為部落社區居民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去年去韓國拜訪民眾劇場團體，在各地認識的劇場、影像、文化行動者...等朋友，異口同聲表達他們對於韓國總統李明博的厭惡與批評，也向我描述全韓各地滿地開花的大大小小抗議行動，其中以大規模的「燭光抗爭」最為代表。當時我在報章雜誌、網站常看見燭光抗爭晚會的種種照片與報導。
前一陣子在苦勞網看到下面文章，說明了這場韓國「燭光抗爭」的特質與發展過程，強調了人民團結的力量與影響。
對於腦袋不銳利、社會意識薄弱、無法對社會議題／事件有具體見解、也從不曾近距離直接參與社會運動組織團體的我而言，這篇文章丟給我一個提問：那就是平常當我們對於政府行事或政策心懷不滿與抱怨，除了三不五時吐吐苦水、對著電視大罵之外，真正站出來進行集體發聲行動的那個時機點，究竟是座落於人民忍耐的極限底線，而產行不得不的爆發示威呢？還是大家早就蠢蠢欲動，只是在等待有人登高一呼、進行組織動員，就像文中提到的那篇引發眾網友迴響的第一篇文章？
對不平的現象與對象，站出來進行實際的行動發聲與表述，需要怎麼樣的醞釀？需要多久的時間？需要什麼樣的起點？需要什麼樣的動員與組織？多數人沈默不發聲時是因為純粹沒有太多想法，還是刻意選擇消極／冷漠以待？或，只是在試著等待一個自己願意參與的方式與時機？
我知道發聲很重要，說出自己心中的真正想法很重要，表達對生活裡各種不公平的抗議很重要，那麼要如何建立表達心聲與意見的意識、意願、模式，我想是一門學問，也是對於習慣忍耐、講究圓滿不衝突的價值觀的一種挑戰及練習。
2009-06-03 中國時報
文／紀大偉(美國康州大學外文系駐校助理教授)
政府要求廁所清潔工也要考證照之後，群情譁然。媒體馬上對準歐巴桑們採訪；她們抱怨，自己本來就是打掃專家，但並不識字（即，屬於教育程度的弱勢，也就是階級上的弱勢），要怎樣考證照啊？難道考試技巧比打掃技巧更重要？這種反彈，很容易想像，也很有正當性。
同時也可以想像：有人會說，如果清潔工也要考證照，就等於把清潔工的社會地位拉拔起來了，簡直可以跟其他需要證照的職業（如，建築師）平起平坐。對大我（國家）來說，是產業升級；對小我（從業者）而言，不但有了面子，而且將來在收入/福利上似乎會得到更好的保障。在聞疫色變的此時此刻，清潔工站在防疫的前線，逼他們掛上證照上陣（似乎，這樣他們就可以更有效地跟國家密切合作），似乎也合乎大勢。
這種「產業提升」，卻讓我覺得悲慘。覺得悲慘的原因很多（但這些未必是我最掛心的原因）：如，為清潔工設計的補習班也要出現了；無數階級弱勢人口，因為不擅考試，在職場交要更加邊緣化了。
※時 間；2009年6月12日(星期五)~6月13日(星期六)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會議室3001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2009-05-30 中國時報
「當時的高砂國，若能發展為單純的原住民社區，漢人即可透過此窗口去了解原住民的多元文化，卻因政治力介入，而面臨崩解潰散，實在非常可惜，」觀賞《獨立之前》紀錄片後，就讀台灣師範大學博士班的韓小姐心中感慨萬千。
《獨立之前》映後座談會中，觀眾迴響相當熱烈。柯先生直指，片中最後一幕，幾位曾經在高砂國非常活躍的人聚在一起，玩笑似地自封部長，看似反諷，但現有的《原住民基本法》似乎無法落實保障原住民權利，他質疑原住民運動未來該朝什麼方向前進？一名大陸交換學生則困惑地問到，中國大陸有少數民族自治區，台灣原住民有沒有自發性形成自治組織去爭取生活上的權利？
擔任古蹟解說員的洪小姐指出，導覽古蹟多希望能從古蹟延伸，但現所談只到台灣四百年，讓她充分感受到需要學習更多元的文化內涵，尤其是從原住民的文化背景多去了解並尊重，而這正是現今教育缺乏的部份。
馬躍回應說明，之前民進黨政府推動馬路正名、郵局正名等等，他都支持，但應該先讓原住民部落正名，例如布農族中就有兩個中正部落，就因為現實環境不友善，才會造成原住民更名運動遭遇阻力，不敢用自己的名字，若政府要釋出善意，應該先從名字開始，期待有一天台灣最高峰，不再是「玉山」，而是以布農族或鄒族語來發音。
2009-05-30 中國時報
二○○四年前總統陳水扁為尋求連任，喊出和原住民族建立夥伴關係，高雄縣隨即出現「高砂國」，響應他所提出「國中之國」概念，但一個月不到即遭拆除。紀錄片《獨立之前》導演蔡一峰認為政府一直以來沒以正確的態度面對原住民，導演馬躍．比吼更說，政府經常釋出善意，但「沒有設身處地的善意就是白費心」。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從五月十二日到十六日在高雄電影圖書館，舉辦《映像公與義》影展，並針對獲得評審獎的《獨立之前》進行映後座談會，由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林孝信主持，並和該片導演蔡一峰以及同樣是紀錄片導演馬躍．比吼共同與談。
本身是阿美族人的馬躍表示，大家常說「族群融合」，但這卻是他最怕聽的話，因為原住民才是被融合的人，就像很多人在漢原聚集場合愛唱「我們都是一家人」，但就是因為不是一家人，才要高唱一家人。
對於《獨立之前》一片，探討到高砂國以及都市原住民何去何從？推動原住民「找回自己名字」運動的馬躍，強調他很重視名字，就像「高砂」二字，是日本人對原住民的稱呼，大寮的高砂國以被稱當成部落的名字，可能無法得到大多數原住民的認同。
那天一整個上午，跟永康社大的夥伴拜訪社區。
眷村的里長們熱情團結，光坐在里辦公室裡的短短時間內，就與五位里長前後打了照面，大家彷若兄弟，常互串門子聊聊近況。
里長帶我們前往里的公共活動地點，沿途走在殘破的小巷裡，兩旁的眷村老房安靜喘息。
「因為國防部要把土地收回去了、因為房子實在太老又太小、因為下一代都在外面買房子了、因為政府建了國宅了....」，種種歷史社經發展的理由，讓人們看似無法選擇、也似乎不得不選擇地，往新穎國宅公寓大樓前進，留下一條條人去房空的矮房。
2009-04-27 中國時報
文／吳挺鋒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社學中心助理教授）
不久前，廣達董事長林百里在一場演講場合裡，勸他的台大電機系學弟妹「考慮轉系」，引起不小震撼。
但對最優秀的腦袋而言，轉系卻可能是最難答的一道題，因為這個動作的下一步充滿了不確定性，同時也在短期內沒有任何正解保證。選擇何去何從，不但困難，對最優秀的腦袋而言，尤其如此。
長期以來，台灣最優秀的腦袋在他們的受教育生涯裡，經常是最沒選擇欲望的一群，或者更嚴重地說，是最沒自主性的「羊群」。面對即將踏入的大學生涯，他們其實只能連結「最高分」或「第一志願」的類組科系，至於在「最高分」與「第一志願」這個代名詞背後的實質內容究竟是什麼，則更多是取決社會流行意見、家庭期待與未來的經濟報酬。從某個角度來看，許多最優秀的腦袋根本是過早放棄了自己探索人生的機會。
2009-04-14 立報
文∕宋建輝
中村中（Nakamura Ataru）是2006年出道的日本歌手，隸屬於艾迴唱片公司，曾因為跨性別身分蔚為話題。
代表曲《朋友之詩》，獲得日本公信榜日榜第二、週榜前十，銷售突破10萬張，並在2007年登上日本紅白歌合戰。台灣歌手蘇見信、影后劉美君也都翻唱過。 這兩年來，復興電台、同志廣播、中廣等在介紹跨性別時都播過這首歌，堪稱為跨性別代表曲。
有許多人透過她第一次認識跨性別者，因為她的才華，而從非窺探、非獵奇的角度正視跨性別者，就像NHK電視台在她紅白歌合戰演唱前，特別安排了一小段關於她成長歷程的影片，並帶來母親的信一樣，她的出現，對於跨性別的社會觀感，有不小的幫助。但是中村中身上的跨性別意義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或者說在藝術上的意義，是她音樂中的性別意識。
2009-04-10 中國時報
文／方祖涵(運動專欄作家)
上個星期，達拉斯小牛隊的老後衛奇德在生涯助攻的排行榜上，超越了魔術強生，成為史上第三名。奇德在齒危髮禿的卅六歲高齡，除了助攻的表現仍然維持在高檔，更神奇的是他的投籃命中率居然達到生涯的高點。去年球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接近五成，今年也約有四成，跟十幾年前在三成低檔徘徊相較，這樣的表現真是老當益壯。
不過，跳脫了單純的敘述統計，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只是一個老頭而已。
奇德在球員生涯尾端的高命中率，是因為他不再是球隊攻擊的重心。他在巔峰時期，常常在球隊落後、最後倒數讀秒之際，有孤注一擲的機會；或是在對手的包夾防守下，能夠強行切入進攻，諸如此類，都會讓他的命中率下滑。現在他不輕易出手，緊要關頭的進攻也不再由他操刀，命中率自然就會上升。與其說是老而彌堅，事實上，不過是在敘述統計下，用單一的標準檢視事物的盲點而已。
什麼是人類生而為人的本質？什麼是教育的核心？
外在為用，內在為體，在困頓的時代裡，教育真正該引領人看清的，究竟是外在之用，還是內在之體？
那些操權的掌控者，你們的視野揭露了你們的格局。
美國的教育現況，足以作為台灣教育狀況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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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27 中國時報
文／吳乃德（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